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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一帝汉武帝到底是暴君还是明君,看完你就

中国历史上人们常常把秦始皇汉武帝并称秦皇汉武”,这是很有道理的。秦始皇结束了周代的封建制度,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中央集权大一统的帝国,但是这个帝国缺乏统治经验。虽然秦始皇是一位纵横捭阖、叱咤风云的人物,开创了中华第一帝国,但这个帝国的寿命却过于短暂,只存在了15年就灭亡了。

汉王朝是中国历史中的第二帝国。这个帝国创生与农民起义,其创业君主刘邦是一个出身草莽行迹近乎无赖与游侠之间的边缘人物。由于一种政治和阶级的包容性,他的集团具有较为宽泛的社会基础,乘动乱纷争之际,终于取得全国政权。但这个新皇朝几乎不具有法理和意识形态的任何正统性。因此这个帝国在开创之处就陷入极端不稳定之中。自高祖至文景的五十年间,内部变乱不断,外部则匈奴入侵,社会深隐危机之中。直到汉武帝降生,这位班固称之为“雄才大略”的人物,才为这个皇朝开辟了崭新的局面。

汉武帝刘彻(前157年前87年),幼名刘彘,是汉朝的第七位皇帝。汉武帝是汉景帝刘启的第十个儿子,汉文帝刘恒的孙子,汉高祖刘邦的曾孙。其母是皇后王。七岁是被册立为太子。十六岁登基,在位五十四年,建立了汉朝最辉煌的功业之一。

在秦始皇缔造中华帝国一百年后,汉武帝把中华帝国第一次带到顶峰,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比罗马帝国还强盛。中华帝国成为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值得自豪和展示的伟大时代之一,汉武帝成为人类历史上创一个辉煌时代的伟大帝王

汉武帝在位五十余年,汉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达到鼎盛时期,他的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改革措施使汉朝进入大发展时期,加速了历史前进的步伐。

对内在政治方面,首先颁行“推恩令”,进一步削弱诸侯王国的势力,有利于西汉政局的稳定。其次建立中朝削弱相权,巩固了皇权的神圣地位:再设置十三不刺史,加强了对地方的控制,这对国家的政局稳固,防止地方分裂势力的发展;有着重大的积极意义。在军事方面,主要是集中兵权,充实了中央的军事力量。在经济方面,整顿财政,颁布“算缗”“告缗”令,征收商人资产税,打击富商大贾,这些经济措施虽然对当时的工商业发展有很大的摧残作用,但它在一定时期内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缓解了西汉朝廷严重的财政危机。将冶铁煮盐收归官营,禁止郡国筹钱;设置平准官、均输官。由官府经营运输和贸易,大大增加了国家经济实力,同时兴修水利,移民西北屯田,实行“代田法”,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在思想方面,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学成为中国社会的统治思想,对后世中国,政治社会、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英雄风流不尽数,刀马所至皆汉土”。汉朝的辉煌,汉武帝的功绩表现在对外方面,就是汉武帝一改汉朝初年的求和政策,开始主动出击。他派卫青、霍去病数次征伐匈奴,保障了北方经济文化的发展。他彻底消灭了夜郎、南越政权,在西南先后建立了七个郡 ,并使今天的两广地区自秦朝后重归中国版图;同时他派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了丝绸之路,加强了对西域的统治,并发展了中西经济文化的交流。在东方,他派兵灭卫氏朝鲜,设置乐浪、玄菟、临屯、真番四郡。

汉武帝东征西讨,大大开拓了中华帝国的疆土,从闽粤琼直到川黔滇,从于阗阿尔泰到黑吉辽,汉朝已勾勒出两千年间中华帝国的基本轮廓,而这个帝国的影响力也是前所未有的庞大,由咸海、葱岭兴都库什山脉直到朝鲜半岛,由贝加尔湖到印度支那,全部扩展成为汉文化影响所覆盖的一个文化圈。

一、 出击匈奴

“汉匈和亲”可以说是西汉政府对匈奴的最主要策略,其影响深远。由于西汉初年,刘邦的汉王朝刚刚建立,汉朝历经秦末农民战争和数年的楚汉相争之后,社会经济受到惨重破坏,国库已空虚。面对北方匈奴的军事力量日益强大,并不断发兵南下汉境抢掠骚扰,和亲之举实属无奈。

可以说,在匈奴强大的武力威胁下,高祖,吕后实际上是屈辱求和,通过“和亲”政策每年赠送单于大量钱财,生活用品供其享受,以换取暂时的边境安宁。汉文帝、汉景帝也是同样如此。文帝后元二年(前162年)与单于约定和亲后,汉文帝曾下诏书说:“匈奴无入塞,汉无出塞,犯今约者杀之,可以久亲,后无咎,俱便。朕已许,其布告天下,使明知之。”但是这一张充满诚意的诏书就如同一张废纸,被匈奴单于扔在一边,匈奴大军仍是不断发兵入塞,为非作歹。

因此汉朝历代君臣对匈奴的侵扰就是深恶痛绝的。面对匈奴的侮辱和欺凌,人们有着切肤之痛。当然关键还是匈奴对中原的威胁。

公元前141年,汉武帝即位。大汉继承了“文景之治”创下的富足,具备了征讨匈奴的政策。汉武帝支持王恢抗战的主张,采纳了其以诈献马邑,诱敌深入的方法,以伏兵袭击将其袭击的计策。对匈奴的战争从此开始。

公元前133年至公元前119年,武帝派兵与匈奴进行了多次交战,其中有代表的有三次战役:河南、漠南之战,河西之战和漠北之战。

1、河南、漠南之战。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匈奴贵族以二万骑入侵上谷、渔阳,武帝派青年将领卫青率三万骑出云中,沿黄河西进,对占据河套及其以南地区的匈奴楼烦王、白羊王所部进行袭击,全部收复河南地区。随后,汉武帝在那里设置了朔东郡、五原郡,移内地民众十多万在该地区屯田戍边,又重新修筑了秦代的旧长城,并派兵驻守。这样抽掉了匈奴进犯中原的跳板,解除了对长安的威胁,为汉军建立了一个战略进攻基地匈奴不甘心失去河南,数次出兵袭扰,企图夺回河南地区。汉武帝于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派遣卫青率军进入漠南,反击匈奴右贤王;卫青出塞五六百里,长途奔袭,突袭睡梦中的右贤王,打得其仅带数百人北逃。汉军俘敌一万多人。这一仗的胜利,进一步巩固了河南要地,彻底消除了匈奴对长安的直接威胁,并将匈奴左右两部切断。次年二月和四月,卫青两度率骑兵出定襄,前后歼灭匈奴军队一万多人,迫使匈奴主力退却漠北一带。

2、河西之战。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三月,霍去病率精锐骑兵一万人出陇西,向河西走廊的匈奴发起进攻。他采取突袭战法,长驱直入,短短六天连破匈奴五王国。接着翻越大黄山千余里,与匈奴大军在皋兰山遭遇。汉军歼敌近9000人,斩杀匈奴名王数人,俘虏浑邪王子及相国,都尉多人,凯旋而还。同年夏天,汉武帝派霍去病率精骑数万去北地郡,霍去病绕道河西走廊北边,迂回纵深达2000多里,从敌后由西北向东南突袭,打破匈奴各部,在弱水河流域与河西匈奴主力展开决战,杀敌3万多人,俘获匈奴名王5人及王母、王子、相国、将军等百余人,收降匈奴浑邪王部众四万,全部占领河西周郎。汉武帝在那里设置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移民屯田戍边。河西走廊的收复,解除了汉王朝的西部威胁,不但断绝了匈奴与羌的联系,还开通了内地与西域的直接交通,使双方实力的消长发生了显著变化。

3、漠北决战。匈奴不甘心失败,仍然南强扰不止。为了彻底击溃匈奴,汉武帝决定集中10万骑兵,有卫青和霍去病率领,分东西两路进军。两军分别从定襄和代郡出发,共击匈奴单于于漠北。卫青的西路军北进千余里,渡过大沙漠,直抵阗颜山,与匈奴单于军队遭遇,歼敌1.9万余人,单于率领百名骑兵突围远逃。霍去病的东路军深入匈奴腹地1000多公里,同匈奴左贤王交战,一灵活多变的奇袭,生擒匈奴屯头王、韩王等三人,前后歼敌七万多人。漠北决战共歼匈奴精锐9万余人,严重消弱了匈奴的实力,是其从此无力大举南下,汉武帝的反击匈奴战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匈奴经过几次沉重的打击,尤其是第三次打击,更加远离汉区,以至“漠南无王庭”,西汉自建国以来近百年的匈奴边患问题基本解除。从此,西汉王朝开始对北方地区进行开发建设,巩固边防恢复农业生产。

自秦朝末年到汉朝的数十年间,匈奴贵族对内地人民进行残酷屠杀和抢掠,使汉族人民和其他少数民族承受了巨大苦难,农业生产受到严重破坏。汉武帝取得抗击匈奴的胜利,使得政权更加稳定,国家更为统一,长城内外“马牛放纵,畜积布野”,给经济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抗击匈奴的胜利,有利于边境地区人民生产与生活的安宁,有利于黄河河套地区和河西郡的开发,并且打通了与西域经济文化交流的渠道,为西汉宣帝以后半个多世纪北部边境的稳定提供了有利条件。汉元帝把王昭君嫁与呼韩邪单于,结束了百余年的汉匈冲突。此后约半个世纪,北部边境出现了“边城晏闲,牛马布野,三室无犬吠之警,黎庶出干戈之役”的和平景象。

二、广开三边

汉武帝以“大一统”为己任,在董仲舒“大一统”思想的指导下,他要建立一个幅员辽阔,疆域广大的帝国。在解决了北方匈奴和西域问题后,他把眼光转向了东南和西南,征东瓯、闽越、南越,通西夷,平定朝鲜,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了。

1、征东瓯、闽越、南越

在我国的东南地区长期居住着一个种族,这就是越人。秦始皇统一六国后,虽然也在这里设置了郡县,但这里的形势并不稳固。秦之后,南方和东南方相继出现了几个越族政权,这些割据势力是今浙江南部的东瓯,今福建境内的闽越,今两广地区的南越。汉初统治者对这些政权是无能为力的,因此,不得不放弃对他们的管理,“剖符通使”,任其自由发展。

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前后,闽越政权是三个政权中实力最为雄厚的,闽越王根本不把西汉王朝放在眼里,有时甚至发兵骚扰汉境,向汉朝挑衅。闽越王的种种劣迹严重影响了西汉王朝在东南地区的统治,同时,由于它的存在也给东南人民带来了极大的战乱之苦,因此,汉武帝决定除掉这一毒瘤。

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闽越王派兵攻打东瓯,东瓯王请求汉武帝出兵援助。汉武帝派庄助带会稽郡兵从海上出发,救援东瓯。闽越王迫于汉朝政府更为强大的势力,悻悻然退了兵。东瓯王怕汉军走后闽越再来攻打他,请求内迁,表示愿意臣服于汉朝,武帝欣然同意。于是,东瓯王率千万军民迁到长江和淮水之间的地区,并取消了外臣国的地位,东瓯人民与汉族的中原人民生活在一起,他们共同生产,共同建设着祖国东南地区。时间一长,民族风俗习惯也渐渐地融合在一起,这对汉朝统治这一地区更为有力。

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闽越发兵进攻南越,南越王派人向汉武帝求援。汉武帝派王恢和韩安国率军东进闽越。王恢带着闽越王的头颅回到长安。同时,立闽越先王之子孙繇君为越繇王,;立余善为东越王,并将其迁往东越故地。

元鼎六年,东越王发兵攻汉,汉武帝命韩说、杨朴等人率五路大军水路并进同时向东越出发。大军压境之下,东越内部放生内讧,东越部将杀死余善,并向汉军投降。这次平定叛乱后,汉武帝派人把东越这一地区的黎民都迁到今江淮一带。从此,闽越地区的政局稳定了,生产也得到了较快发展,经济繁荣,汉武帝的统治进一步完善。

南越原是始皇新开的南海三郡。秦末变乱时,秦朝的龙川校尉赵佗代理南海郡,后来,他据险自守,自立为南海武王,后来,汉高祖刘邦封其为南越王,南越正式成为汉王朝的藩属国,但南越并非一心归汉。元鼎四年,汉武帝派兵讨伐南越,从赵佗开始,延续了九十三年的南越消亡了,取而代之的是汉武帝新设置的几个郡:儋耳、珠崖、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日南九个郡。总之,以后汉朝的南方,东南地区与中原已经形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这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2、西南地区

在进攻东南地区的同时,汉武帝有开始了对我国西南地区的开辟行动。在经过多年的努力之后,中原地区到西南地区的人民越来越多,从而促进了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

建元六年,汉武帝派唐蒙前往夜郎。唐蒙给夜郎带去了丰厚的赠礼,并晓以威得利害,约定为其置吏,使其子为令。夜郎及其旁边的小邦城邑们欣然接受盟约。后,武帝便把夜郎设置为犍为郡,下属十二县。

后来,汉武帝命司马相如为中郎将,持节出使西夷,各君长接到汉朝使者带来的礼品后,自动拆除边界关卡,表示愿意臣服汉朝的统治。司马相如在那里设置了十余个县,一个都尉,属蜀郡管辖。

当时,汉朝与匈奴在北方的热战正酣,汉武帝从大局着眼,暂时停止了西南方面的进展。只在西南夜郎设置了两县,一都尉,令犍为郡太守自保。指导南越吕嘉反叛,武帝派迟义侯犍为郡攻南越。此时,兰国君反叛,杀害了汉使和犍为郡太守。汉朝原准备平定南越的八校尉引兵而还,诛杀了兰国君后,又平南夷,并置柯郡。汉军诛兰国君后,有诛杀邛君,并设置郡县;后杀榨侯,沈黎郡;最后又在冉置汶山郡;在广汉郡西边白马夷所在地置武都郡。

元封二年,汉武帝派将军郭昌等征发巴蜀,大军一举歼灭劳深、靡芙两国。大军临滇之际,滇王离难举国降汉,甘愿入朝称臣,并请汉朝在滇设置官吏。于是,汉朝在滇国地区设置益州郡并赐滇王印。

汉武帝通西南夷从建元六年至元封二年,这期间在南夷地区设置三郡:犍为郡、柯郡、益州郡;在西夷地区设置四郡:越隽郡、沈黎郡、汶山郡、武都郡。从此,云贵地区正式成为汉王朝的郡县,西南地区归入西汉版图。从此,西南各族和汉族人民之间的联系更为密切,广大西南地区得到进一步开发。

4、平定朝鲜

汉武帝没有停止征伐的脚步,他的利剑直指朝鲜。

众多史籍证明,朝鲜自古就与中国有较多联系。战国时期,燕国曾占领真番、朝鲜为其属地,并在那里设置了官吏,修建边塞。自秦灭燕后,朝鲜便属辽东郡边界外的地区。汉朝建立后,修辽东郡边塞,以地水为界,数燕国管辖。

汉初,燕王卢绾起兵造反,逃入匈奴,燕人卫满率领千人,渡过坝水,占据秦时所设置的上、下要塞之间的地方,自立为王,监督王险城。由于汉初主张无为而治,无暇顾及其它,因此,辽东太守与卫满签订了一个条约:卫满做汉朝的外臣,可以治理塞外蛮夷,但不能越界盗劫,并且指出不得禁止诸蛮夷君长进入汉朝朝见天子。这一条约经天子批准后,卫满便大摇大摆、冠冕堂皇地侵略和降服周边的小国了。当卫满的孙子右渠即位是,朝鲜已经引诱了更多的逃亡人口,并且,阻止其它小国朝见汉朝。使者涉何去朝鲜责备右渠,但右渠始终不接受汉朝的诏书。涉何离朝回汉时,刺杀了送行的朝裨稗王长。右渠怨恨涉何,派兵出击。从此,两国关系走向恶化。

面对朝鲜的攻击,汉武帝派杨朴率兵5万从齐地渡海赴朝鲜,命荀彘从辽东沿海赴朝鲜,海陆两路并进,直取朝鲜。元封三年夏天,尼奚相参派人杀害了朝鲜王右渠,终使朝鲜投降汉朝。

朝鲜的平定对于汉武帝的统治,又是一次极为有利的治世之举。朝鲜平定后,武帝在其地设置了四个郡:真番、临屯、乐浪、玄。此后朝鲜与中原文化交流更加密切。

汉武帝广开三边,大刀阔斧地拓展四方,巩固和发展了庞大的帝国,使我国的版图初具规模,也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加速了民族大融合,为建立和巩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奠定了基础。三、经营西域

西汉时,人们把我国甘肃玉门关和阳关以西即今新疆及更远的地方称作西域。西汉初年,西域共有三十六国。

西汉初期,匈奴逐渐控制了西域各国,并且设置了僮仆都尉,对西域实行监督,征收繁重的赋税。汉武帝时,为了打击匈奴,除了正面派重兵进攻外,有采取断其右臂的战略方针,派张骞出使西域联合大月氏共同夹击匈奴。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张骞率领100余人离开长安向西域进发。途中被匈奴俘获,滞留了10年,最后,终于寻机逃脱,西行数十日到大碗。这时大月氏已不想攻打匈奴而西迁了。张骞没有达到目的。他在西域呆了一年多东返,途中又被匈奴扣留了一年多。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张骞回到长安。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共经历十三年,虽然没有完成联合大月氏共同进攻匈奴的使命,但他把西域地理、物产、各族的风俗习惯和人民的生活情况向汉武帝作了详细的报告,是西汉增加了对西域的了解。

元狩四年(公元前107年),张骞第二次出示西域,他以中郎将的名义,率领三百人,带着万头牛羊和贵重的金帛、货物西行。张骞这次出使西域的目的是取络乌孙,夹击匈奴。张骞在乌孙时,曾派遣副使到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和安息等国家,建立了广泛的联系。从此西汉和西域各民族联系加强了。此后,西汉经常派遣使者到西域和中亚各国。

自张骞通西域后,西域各族人民和内地汉族的经济文化联系密切了。西域盛产的葡萄、苜蓿、黄瓜、大葱、胡萝卜、核桃、汉血马和骆驼传入内地;西域的音乐、乐器、舞蹈等,也传入西汉,丰富了汉族人民的文化生活。而内地汉族人民的先进生产技术,如冶铸造技术和凿井技术,特别是内地的丝和丝织品,通过西域运到安息、西亚,再转运到欧洲的罗马,这条贩运中国丝织品的通商道路,把中国和西亚、中亚各国以及欧洲链接起来的道路,就是著名的“丝绸之路”。

张骞出使西域以及丝绸之路的开辟,加强了西汉与中亚各国的密切往来。为了适应中西交通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西汉政府在西边设立序障,以便各国使节和商人往来,对西域的沟通交流,开启了西域各国与汉朝频繁交往的时代。

勘定边患,开拓疆域,建立大一统汉帝国富有历史价值。就西汉列朝,“威盛于圣武”;就历 来说,意义更大,柳治徽所谓时“有功于吾国最大者,实在外拓国家之范围,内辟僻壤之地,便吾民所处炎黄以来之境域,日扩充而且平实焉。”是正确的。这是因为开拓疆域的意义不仅在北逐匈奴,消弭边患,恢复秦时的南越置郡,从单一的军事政治意义上着眼,更重要的是,它实际上是向落后地区的文化辐射,文化开发和文化输送。

《史记三五世家》记载,元狩四年四月,太仆臣公孙贺御史大夫事,“奏《舆地图》请所立国名”。这表明经武帝勘定边界,开拓疆域,当时的汉代以形成了明确的统一的国家地域概念,而这个概念对后世具有很大的影响。

汉武帝是第一位使用年号的皇帝。

汉武帝是第一位在统一的国家制定、颁布太初历的皇帝,以正月为岁首这一点,一直沿用至今。

汉武帝时期写出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的史书《史记》。

汉武帝时期出现了秦统一后中国见于史籍记载的《舆地图》,元狩四年四月丙申,“太仆臣公孙贺行御史大夫事……奏舆地图,请所立国名。

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对策,武帝亲自策问,选拔人材做官。

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儒家思想作为国家的统治思想始于此。

元朔五年为五经博士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地方郡国可按一定条件选送一些人,可受业如弟子。经考试,能通一艺以上,可用作官吏。

汉武帝在独尊儒术时,又“悉延(引)百端之学”,形成了在以儒家思想为统治思想的同时,又兼用百家的格局。

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武帝亲临现场督察堵塞黄河瓠子决口。

汉武帝时推广耧车(土法播种机)下种,此后这一方法在中国用了两千多年。

汉武帝派张骞通西域,打通了丝绸之路,促进了中、西双方的经济、文化交流。这在中国史上属首次。

汉武帝元封六年(公元前105年)令细君公主嫁乌孙和亲。

在轮台、渠犁屯田,并置使者校尉。

汉武帝时用井渠法作龙首渠,后传入今中国新疆地区,并进而入波斯等地。

从西域引进葡萄、苜蓿种植,从大宛引进了良种马天马,西域的乐曲、魔术传至中国,中国的铸铁技术、丝织品、渠法、漆器传至大宛等地。

汉武帝外施仁义,实行德治;同时又重视法治,用严刑峻法治理国家。

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为加强对诸侯王和地方高官的监察,置十三州部刺史,令六百石级别的刺史督察二千石级别的郡国守相。

为加强皇权,改革丞相制度,设立中朝(内朝)。

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禁郡国铸钱,专令国家所属上林三官铸钱,非三官钱不得流通,郡国以前所铸钱皆废销。

汉武帝通过大量移民在西北边郡屯田,这对反击匈奴战争的胜利、经营西域起了重大作用。

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派大军深入匈奴腹地进行决战的皇帝。

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提出要北方游牧民族匈奴臣服于中原王朝的皇帝,为此又在今内蒙筑受降城。

李广利伐大宛后,西域南道诸国多臣服于汉,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匈奴日逐王降汉,匈奴不敢争西域,罢僮仆都尉。宣帝任命郑吉为西域督护,管理西域南、北道诸国,西域诸国臣服于汉。至此,西边直达里海,都成为了汉朝的疆域。

汉武帝平定南越后,首次在今海南岛置儋耳郡、珠崖郡,统治了今天的海南岛与南海诸岛的地区。

但不必讳言,对汉武帝的文治武功特别是用兵四边,历代争议颇多,持批评,否定意见者不少,喊道有贡禹,蔡邕等,其意见大都是徒费劳财,虚耗民力,致祸灾并重,盗贼峰起,天下为乱。但这些批评,大都是为揭发事实,自有其正确性。但即便如此也没有否认创制开边的事实。其实武帝的功过是对立的统一。中国封建君主制度起过消极的作用,也起过积极的作用。无须以功掩过,也不必因过抹功,都要作具体的和历史的分析。诚如班固所指出的:评论汉武帝不能“偏见一时之利害”。用历史的眼光来看,武帝功过相较,毕竟功大于过。

必须指出的,武帝的文治武功是在汉初诸帝即黄老无为政治积蓄的财力、物力、人力的基础上,以人民大量的血汗为代价换来的。“君主不免长陵约,直欲功成赏汉臣”,那枯死的“万骨”,悲歌出塞的“壮士”,都是汉代的民众;这“万骷髅”“半出空”的“中原”是人民为汉武帝实现赫赫战功所付出的惊人的代价。我们在论述汉武帝的同时,也不应忘记,为了开拓中国版图,创造中国古代文明,归根到底,是汉代人民承担了巨大的义务,作出了伟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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