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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初国学大师的生意经:梁启超实业投资遍全国

章太炎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随便都能拿出两三万来买房;梁启超一年赚五六万,居然说“家计粗足自给”康有为光靠卖字每月就能进账1000银元……还敢嘲笑文人穷酸吗,少年?

章太炎:专写墓志,要价奇高

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随便都能拿出两三万来买房,估计羡煞了不少人。倘若您以为章老爷子一直过得很富裕,那就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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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早年闹革命,穷得一塌糊涂,最困顿的日子在日本一天只吃一个面饼。他和汤国梨女士在上海结婚,蔡元培为之证婚,孙中山、黄兴、陈其美等革命领袖均与会庆贺。当时办婚事,男方需要送“四色聘礼”,章太炎没钱,只好把袁世凯授给的勋章也作聘礼,凑其了“四色”。

自己穷不打紧,连累佳人遭罪就不妥了。民国初建,不少人投机钻营,章太炎想自己好歹是个名人,孙中山、袁世凯都得给几分面子,弄点钱应该不难。思前想后一番,就兴冲冲到北京去要钱。

胡适曾记录了此事:当时内阁总理熊希龄的秘书陈汉第与章太炎关系不错。某天,章太炎去找陈,说要借600万外债,修建某项目,请袁总统批准。陈汉第很奇怪,问你要这么多钱干啥。章太炎天真浪漫,说我当你是朋友,你不告诉别人,这600万借款,我可得60万回扣。陈汉第愣了半晌,说此事估计不成。第二天章太炎又来了,找到财政总长梁士诒,胃口小了很多,说只要10万。梁不同意,说最多1万。章太炎骂了一通,才拿钱走人。

胡适以羡慕的笔调叙述:“章太炎一下发达了。”可章此举实在荒谬,一时被传为笑柄。

弄到钱后,章太炎的生活状况大为改观,但他根本不知道钱该怎么花,买东西从来不问价格,买啥都是伸出同样面额的钞票,人家说不够,就再给一张。如吩咐下人买包烟,给5元;女儿要做大衣,给5元;出门坐趟黄包车,给5元;看中了一本书,给5元;连族人修祖祠找他赞助,也给5元,引得来人骂其小气。

民国初期,章太炎手上虽然没存款,但也不怎么缺钱,没了就找政界大佬要,袁世凯、黎元洪等人都当他是“国师”、“顾问”级别的高人,每月都送上津贴或者补助。


到了20世纪20年代,北洋分裂,国内一片动荡。章太炎从政府部门捞不到钱了,就应江苏教育会之邀,在上海讲国学,收入大不如前。

一家人住在上海,开销不小。章太炎不仅没固定的收入,对生活问题又全不放在心上。某段时间,章家经济实在为难,章夫人无奈,建议丈夫卖字换钱。可章太炎既不登广告,写的又是小篆,富商巨贾们不认识,所以他的“生意”很清淡。

1929年中秋,房东上门收租,说章家积欠房租20个月,倘若不缴清,请搬家走人。汤国梨气得直掉眼泪,就写了一封信,托人拿去见章太炎的好友董康。董康是民国著名法学家、大律师,得知章家落魄于斯,不甚狐悲,当即就写了两张庄票(钱庄的银票),一张付积欠,一张寻好点的住所。有了老友的资助,章家才得以迁入同孚路同福里25号。

或许是因为夫人发了火,穷困潦倒的章太炎才觉得有必要认真赚银子了。他走的路子可跟鲁迅、胡适、郁达夫等晚辈出书拿稿费不一样,专门写寿序、墓志,要价奇高。

1928年6月,黎元洪因脑溢血病逝于天津,黎家后人到上海找章太炎写墓志铭。章太炎狮口一张,要价上万,黎家还真给了,当时媒体称为“晚清以来,润格最高的谀墓”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后,张学良巨资求诗人陈三立撰墓志,陈三立断然拒绝,张学良转求于章太炎,章欣然提笔,给钱就写字。章太炎发财门路一开,日进斗金,不仅达官贵人,连一般富户也忍不住寻上门来。

对章太炎的行径,许多人表示不理解,譬如陈独秀就批评:“晚年的章太炎,给军阀官僚写墓志、寿序一类的东西,一篇文章要成千甚至上万银元的润资,变得庸俗了。”连鲁迅对恩师这种举动也颇有微词。

20世纪20年代末期,在上海的章太炎与青帮大佬杜月笙还发生交集。
 
章太炎的侄儿住在上海法租界,与人发生房屋纠纷,请章帮忙。章听说杜月笙在法租界只手遮天,便写了封信。不料杜不仅排难解纷,还专程登门拜访。临告辞时,杜月笙悄悄将2000银元的钱庄票压在茶杯底下。此事让章太炎很受感动,觉得杜有豪侠之风。

此后杜月笙每月派人给章太炎送钱,两人从此交好。1931年,杜月笙家祠落成时,遍求当代名人的墨宝,首先就想到了章太炎,传闻开出了上万的天价润笔。

有如此名气,肯这样捞钱,能不发达么?

梁启超:最重要的是投资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和梁启超遭到通缉,流亡海外。当时在海外华侨中,保皇党依旧有很大的实力,两人便以“保皇会”的名义,用股份制方式,向港澳地区、北美和大洋洲华侨出售股票募集资本,创办“广智书局”(位于上海外滩租界)和“新民丛报社”。


梁启超没钱,但能写东西啊,他以提供文稿作为“技术股”,占了三分之一的股份。

报纸畅销,报社的回报自然丰厚,在1902年到1903年间,梁启超分得“新民丛报社”红利上万银元,当时1银元的购买力,约合今人民币100元多一点。也就是说,梁启超随便干一年,就成了百万富翁。

民国建立后,梁启超在天津创办半月刊《庸言》,当月他在家信中说,《庸言》第一号印了一万份,没多久就卖完了,还有续定数千,形势喜人。明年二三月间,销售额估计能达到2万份,要是真这样的话,“则家计粗足自给矣”。如果每期的实销都能达到2万份的话,“年余五六万金耳”。梁任公一年赚五六万,居然说“家计粗足自给”,这气魄估计让不少人羡慕妒忌恨。

1918年底,梁启超退出政界赴欧游学,宣称以教育文化为业,走教育救国之路——此次游学,梁公基本是自费,换一般人肯定开销不起。1922年,梁启超在清华学校兼课,后应聘出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月薪大约四五百银元。

无论是当政府总长还是清华导师,梁任公的工资收入肯定是小意思,他的版税就不得了。民国初年,版税给的最高的地方,当然是成立于1897年的商务印书馆。

尚在清朝末年,许多文化名人,如林纾、蔡元培、梁启超都与商务印书馆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梁启超在商务印书馆拿的版税虽然比不上林纾和蔡元培,但为数也不少。

举一个例子:1922年10月,梁启超给商务印书馆的总经理张元济写了封信,提到自己所著的《中国历史研究法》等书,版税照旧,为40%;他在《东方杂志》上发表文章的稿酬为千字20元。张元济则回信说:“千字20元的事情,请别跟其他人说,要是大家都知道了,每个像您这样的高手都这么要,咱支付不起……”

梁启超颇有经济眼光,将不少钱拿来投资,譬如他是天津中原公司的股东,也曾往北洋其他实业里投资。1928年他给女儿的信中透露:“有二万内外资本去营业。”

也就是说,无论在政界、文化界,还是金融界,梁启超都游刃有余。不过梁公平时作风俭朴,除了喜欢发表政论,干点“通电全国”的事儿,个人倒是没多大开支。顺便提一句,清末民初发电报可是相当烧钱。对政府的行为有所不满,给全国有影响的几百家报纸都发一通电报的话,一次就得花掉上千银元——梁启超每年都要以个人名义干几次,足见其豪奢。

无论梁启超收入有多高,但他的钱来得都很干净,所以他不喜章太炎晚年对权贵的态度。但若说梁启超是文人中“理财大师”,另外一个人肯定会冷笑几声——没错,此人就是梁启超的老师,康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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