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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渡三案”,南明士大夫临死不忘窝里斗,明

大家都知道,在明朝晚期,发生了“梃击、红丸、移宫”三大案,事情虽然并不复杂,然而“盈廷如聚讼”,对大明产生不小的影响。殊不知,在1645年,仅仅存在了一年的南明弘光小朝廷也发生了三个案件,引起了不小的内斗,严重削弱了弘光朝的凝聚力,为其快速灭亡埋下了伏笔。

1644年,崇祯帝煤山上吊而亡,当时究竟让谁当皇上,明朝遗臣出现了两个意见。马士英等人主张立老福王之子朱由崧,东林党人拥立潞王朱常。最终朱由崧登上了皇帝的宝座,这就是弘光小朝廷。 但这也引起了东林党人的不满,围绕帝位的勾心斗角,越演越烈。果不其然,一年之内,小朝廷就先后发生了“妖僧”大悲案、太子案、童妃案三大案。

首先是大悲和尚案。

1644年12月,忽然有个和尚来到南京,自称是明朝亲王,从兵乱中逃出,假做和尚。弘光帝派官员审讯他的来历,大悲起初信口开河说崇祯时封他为齐王,他没有接受,又改封吴王。并且口口声声声称“潞王恩施百姓,人人服之,该与他作正位”。弘光帝更是气不过。君臣上下见他语无伦次,形迹可疑,严加刑讯,他才招供“我本大悲和尚,在苏州出家,只不过想乱中取富贵”。经过九卿科道会审后,将大悲处斩。

假太子案。

1644年12月,鸿胪寺少卿高梦箕的奴仆穆虎从北方南下,途中遇到一位少年,结伴而行。晚上就寝时发现少年内衣织有龙纹,惊问其身分,少年自称是皇太子。抵南方后,高梦箕立刻密报弘光帝,同时派人把这位“太子”送往苏杭一带,半是保护,半是软禁。这位小爷经常招摇于众,露出贵倨的样子,引起人们的注意,背后窃窃私议。弘光帝派遣内官持御札宣召。

1645年3月,这个少年被交付锦衣卫看管。弘光帝面谕群臣道:“有一稚子言是先帝东宫,若是真先帝之子即朕之子,当抚养优恤,不令失所。”弘光朝许多官员曾经在崇祯朝廷上任职,见过太子朱慈的并不止一个,他们看了伪太子之后都不认识;弘光帝又命旧东宫伴读太监往认,互相也不认识。又令大学士王铎等辨认。王铎曾经担任东宫教官三年,自然熟悉太子的模样,他一眼就认出这是假太子。王铎又问几个问题,例如“案几之上,平时所置何物?”之类,假太子回答不出,呆在当场。忽然,这位年轻人下跪,泪流满面,招供说:“小人名叫王之明,乃驸马都尉王的侄孙,南逃途中,遇见穆虎,他教唆我冒充太子,本来是想到各地方的官员处敲诈些钱财……”假太子案水落石出。按说案情清晰,但南京城里却依然如鼎沸扬汤,很多人坚持认为不是假太子。

童妃案

1645年,河南一个姓童的妇人面见南明河南巡抚越其杰,自称是德昌王(即朱由崧)的继妃,乱离中与朱由崧失散。越其杰和广昌伯刘良佐深信不疑,一面奏报,一面派人护送来南京。童氏在送往南京途中,地方文武官员纷纷拜谒,她举止轻浮,毫无大家风范,“凡所经郡邑,或有司供馈稍略,辄诟詈,掀桌于地;间有望尘道左者,辄揭帘露半面,大言曰:免!闻者骇笑”。三月初一日,童氏送抵南京,自述“年三十六岁。十七岁入宫,册封为曹内监。时有东宫黄氏,西宫李氏。李生子玉哥,寇乱不知所在。氏于崇祯十四年生一子,曰金哥,啮臂为记,今在宁家庄”。朱由崧批驳道:“朕前后子早夭,继妃李殉难,俱经追谥。且朕先为郡王,何有东、西二宫?”按明朝典制,亲郡王立妃由朝廷派员行册封礼,不可能又有什么“曹内监”为她举行册封礼。这个童氏完全就是个假的。

其实这三案的真伪极好辨别,但当时却弄得沸沸扬扬,很多老百姓都认为太子是真的,童妃也是真的,弘光杀他们就是要灭口。后人也往往把“正人君子”黄宗羲、王夫之等人的著作当作信史来读,不仅误认为“北来太子”是真,还深信“童妃”也是弘光帝“原配”。其实,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背后都是因为东林党、复社一系的人四处煽风点火,大造舆论的缘故。正在于东林中的一些骨干分子视“门户”、“声气”重于国家、社稷。在这些人看来,福藩继统等于万历以来自己在党争中最大的失败,因此一遇风吹草动,不管真相如何,抓住“把柄”大做文章,必欲推倒福藩另立新君才肯罢休。这三案里面都隐含着否定弘光政权正当性的缘故。黄宗羲当时做得更过分,他甚至影射弘光帝本人都是奴仆假冒的,弄得人心浮动,使动荡的局面雪上加霜。

人们常常以为东林党人都是骨鲠正直之人,其实它是一个很复杂的团体,其中光明磊落者有之,但混迹其间追逐名利的人也不少。东林党人往往以“道德完人”自居,实际上是自封“正人”、“君子”,为独揽朝政制造舆论。他们的抗争并非为了国家利益,而是党羽的利益;他们反对一件事情,并不管事情本身是非曲直,而是他们的政敌赞同这件事情。他们当中的骨干分子为夺取权力往往采取阴谋手段,热衷于争吵是非,并且对国家毫无建设性的贡献。反清义士夏允彝说:“东林之持论高,而于筹边制寇,卒无实着。”在误国方面,他们丝毫不逊色于他们所蔑视并且坚决反对的政敌。

南渡三案,不过是当年党争的延续。当时清兵大军压境,永历朝廷朝不保夕,这群人还不知道团结一心,共御强敌,反而内斗不休,争权夺利。戴名世曰:“呜呼,南渡立国一年,仅终党祸之局。东林、复社多以风节自持,然议论高而事功疏,好名沽直,激成大祸,卒致宗社沦覆,中原瓦解,彼鄙夫小人,又何足诛哉!”

这些以“道德模范”自居的东林党人最终又怎么样呢?有一些报国而死,但也有很多人,全无国家、民族、是非的观念,先降大顺,又降满清,甚至充当了带路党,成了民族罪人。或许这就是他们所说的“良禽择木而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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