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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解析:蒋介石盛年为何险些出家当和尚

1901年,14岁的蒋介石娶毛福梅为原配夫人。毛福梅比蒋介石大5岁。女大于男在当时是很普遍的现象。毛福梅嫁给蒋介石,是由两家老人做主包办的旧式封建婚姻,毛氏又是一个缠足的旧式家庭妇女,因此结婚以后,夫妻两人感情一般。1910年4月27日蒋经国的出生也没有让毛福梅和蒋介石关系有所好转。

到1921年时,蒋介石和毛福梅的关系变得越加紧张,甚至闹到不肯与毛福梅同床的地步。1921年1月22日,蒋介石终于从外地回到溪口家中,不料他刚见毛福梅就感到不胜其烦。这一时期的蒋介石,早把当初与毛福梅结婚时夫妻俩曾有过的和美往事忘在脑后了。蒋介石当时的心理,诚如他归乡当夜在日记中写的一样,与毛福梅关系已到势如水火的地步。蒋日记说:“正午到家,见妻而面有怒容,见母而心咽悲酸。家庭之于人生,实为一大魔障。”由于蒋介石与毛福梅感情不和,他当天在溪口家中仅仅逗留几小时,便马上返回奉化县城去了。正如他所记:“二时半别母,五时半回城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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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独自在奉化县城居住。他在1921年4月3日的日记里写道:“经国母子不遵教回家,见其母之人影足音,嫌恶之情不可制止。而又惜爱其子,不准教训,与我为难,痛恨之心,无以复加。逼我争斗,竟与我对打。此恨终生不能忘却,决计离婚,以蠲痛苦。殴打之后,自伤元气,诚自寻痛苦,犯不着也。当日即令妻妾大小儿子均出去,以清家规。为此终生怨恨母亲,亦无所惜也。”这表明蒋介石这次好不容易回奉化,他和毛福梅的关系非但没有改善,反而因一语不投,再次发生争吵。而两人争吵之中甚至发生了对打。毛福梅从小生在农家,情急之时,也难免动粗,这就给她和蒋的紧张关系雪上加霜。蒋介石在这次夫妻对打后,首次在日记上表明了他的决绝态度:“离婚”!自此蒋、毛的夫妻关系再未和缓。

因蒋母病体日渐沉重,自幼视母为至尊的蒋介石,深知母病与他频繁和毛福梅争吵离婚有关,因而不得不对送离婚书一事有所收敛。看到母病日危,蒋介石决计暂且放过毛福梅,准备视母病情轻重再作主张。他耐着性子坚持了数日,直到5月4日因又见了毛福梅,心中勃然气恼,当天他写日记时把满腔愤恨发泄于纸上。他写道:“晨五时起,登文昌阁,伫眺风景。回家见毛氏犹在,为之晕厥,痴呆半晌,又发暴性。不顾母之有病也。”此时的蒋介石和毛福梅,已经到了见影骂影的紧张地步。蒋母纵有家威家法,也怕难以挽救毛福梅最后的可悲归宿。蒋介石在当天的日记中再写道:“环境难打破,只有出俗为僧而已。”蒋氏求离不得,为彻底摆脱毛福梅,他甚至情愿出家当和尚了。

1921年前后,蒋介石和毛福梅的关系变得越加紧张,蒋介石和毛福梅离婚后,毛氏并没有离开蒋家。奉化当地人唐瑞福、汪日章回忆说:“毛福梅与蒋介石离婚以后,仍然是茹素念经,乡里都称道她贤淑。蒋回溪口,毛对蒋仍是有礼有节,数十年如一日……蒋与宋美龄同来时,也相接有礼……蒋回到溪口时,曾在上海为蒋当过厨师的蒋小品夫妇也总是来丰镐房帮忙,为蒋及其侍从办饭菜,并另外增加几席客饭,供丰镐房账房总管等用膳,毛氏也下厨亲手为蒋做菜。这样的家常生活一直到抗日战争毛氏被炸死时,没有什么改变。”

12月12日,毛福梅在丰镐房内因逃避敌机外逃时,不慎被日机炸倒的一面断壁压倒,当场毙命。奉化人唐瑞福和汪日章回忆说:“日机去后,溪口镇长蒋立祥带人到处寻找,全无踪影。初三下午奉化县长何扬烈闻讯赶到,发现倒墙隆起,乃叫人挖开瓦砾废土,果然发现毛氏的尸体,已血肉模糊。立即打电报给蒋经国。十一月初四日上午,蒋经国从江西乘专机赶回溪口奔丧,毛氏遗体已安放在摩诃殿佛堂里,这是毛福梅生前念经的地方……蒋经国一下飞机,就赶到佛堂,听家人说毛氏死状泪如泉涌。蒋经国在毛氏遭难处亲笔写了‘以血洗血’四个大字,立块石碑,以示誓报母仇。安葬时请交通部长、奉化人俞飞鹏点主。墓碑石料是由唐瑞福与武岭学校教务主任施季言采取上花山的石料做成……毛福梅的身份地位,也并没有因为她已身死而有所改变……”

千字文有言“夫唱妇随”,毛福梅在奉化惨死时,蒋介石已在重庆。当他惊闻发妻毛氏惨遭轰炸致死的噩耗以后,给远在江西的儿子蒋经国发去密电一封,密电写道:“家事至此,悲戚无已,唯事由天命,只可达观处之,当以报国者报家也……我意世事前途不能预测,如能从速安葬更妥。其地可在摩诃殿后面大树附近,此地幽静,必能安定也。如何?望与大姑母等商定可也。将生甥伤势如何?甚念,希代慰大姑丈母与其家属衷怀……”从这封密电中可以看出,蒋介石尽管与毛福梅分居有年,离异多载,但他仍然对毛福梅之死心存悲悯。


蒋介石竟为一汉奸说情:卖国求荣天理不容

普通民众都有自己不灭的记忆,如果他还是一个以新闻记录历史的媒体人,那更是不可避免地会同很多历史现场不期而遇。身兼历史的记录者和书写者的两重身份,回忆的闸门一经开启,注定会涓涓不绝。龚选舞先生正是这样一个有过特殊角色的民国老报人。他的《一九四九国府垮台前夕》一书就有极大的史料价值。

抗日惨胜后的山河

1946年初夏,龚先生从当时避战内迁重庆的中央政治学校大学部法政系毕业,被分往南京《中央日报》做了一名“额外临时试用助理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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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佛海在南京

当时,抗战胜利不久,国内新闻业复苏,业内需要大量的外勤记者。也因是央报的缘故,他以实习记者身份,居然被派往庐山牯岭,此后更是历经了国内一系列重大的新闻事件现场,成为历史的见证人。

从龚先生的回忆来看,所谓“国府垮台前夕”这个范畴,或许正是要从他走上庐山这一年算起。1946年毕竟是个不同寻常的年份。这年随着“重庆客”还都南京,虽然“惨胜”遗下的是遍地的废墟,国内的气象还是转好。

当时的官方舆论中说,美国经济援助和日本战争赔偿的巨额外汇已被列入计划用来重建山河。抗战后期已然出现的通货膨胀,据龚先生回忆在这段期间也显得缓和。原因是国共和谈正在进行,时局稳定。外汇市场开放,央行放出大量外汇,中央信托局开始处理巨额敌伪财产,街边出现大量美军物资抛售。中国纺织公司也适时抛出大量纱布,因此这年春夏两季,金、钞、粮、棉市场虽有波动,但民众最关注的物价并无继续恶化迹象。公务员和事业单位职员的生活重新变得舒适。

这一系列社会情况向好直接催生的,便是当时的国民政府的声望达到顶点。战后初期蒋介石巡视全国,到处都受到万人空巷的热烈欢迎。因为蒋本人避暑的习惯,这一时期的庐山自然为全国所关注。为满足这位“天字第一号读者”晨起读报的嗜好,于是有了“《中央日报》庐山版”,也有了龚先生和庐山的缘分。他在这里的小径上遇到过蒋介石,采访过马歇尔的夫人。因为年轻,他甚至为了跑新闻拦过侍卫长俞济时的山轿。

“汉奸大审”

龚先生入报社后,以为自己彻底从法学转行,谁知后来遇上了1946年“汉奸大审”,专门在立法、司法口跑新闻。1946年“汉奸大审”,主要是指审理战时汪伪政权中任职人员,抓捕的嫌疑人主要集中在北平、南京两地,规模极大,落案者4000余人。这次“汉奸大审”,是近代中国罕有之事。


当年国民政府曾先后出台《处理汉奸案件条例》11条和《惩治汉奸条例》16条,以为肃奸的法理依据。就汉奸嫌疑者性质不同,甄别后分送各地高等法院、军法机关和航空委员会审理或讯办,酌情对在押病故者进行处理。当时著名法学家章士钊等主张从速“设置特别法庭”专司其事。但国民政府却认为汉奸案件仍应依据处理和惩治汉奸案件两条例,交由法院审理,而“设置特别法院,有违法治精神,易滋物议”,不予采行。

汪伪政权内高官及原“华北政务委员会”要员,当时集中在南京首都高等法院审理。文化界中龚先生主要提及的,只有周作人(号知堂)。对于周作人受审,有一帧当年的老照片给人极深印象。照片中知堂一袭浅色长衫,戴圆形眼镜,留着惯有的短发头型,神色祥和,嘴角有明显的笑意,旁有军警,正缓步上庭。不独照片难解,周作人附逆这个历史事实,历来为史家和知堂研究专家难解。

龚先生说,一般汉奸之卖国投敌,在他们生命历程中都有轨迹可循,只有周作人这位素以冲淡闲适、飘然世外著名的人士,却是一个筋斗从天上仙境自落到人间地狱,为了什么?他的困惑符合一般人的思路。知堂,这位了解日本,1927年就在《语丝》写杂文同《顺天时报》诱降国人的舆论斗法的文化大家,后来怎么会做了伪教育总署督办?龚先生自己给出的分析偏重于用性格来解释,认为周“自小寄养性格孤傲”“文艺大家动摇多变”“没有定性、随波逐流”。当然我们也不能忽略日本文化的影响,以及抗战爆发后知堂以国家力量考量后自己的政治判断。今天这个题目仍然是民国知识人研究的一个不能回避的地方,可惜的是龚先生没有提供出更多的细节。

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事件是书中记录的周佛海受审。周佛海收监之后,本以为自己早作打算,有功于国民政府,能得到宽赦。然因其情节严重,初审法庭秉公执法,并未受外界干扰。后来cc系与陈布雷念及旧情,皆在蒋面前求情,而军统当日或确有某种承诺。但根据龚先生回忆,“蒋主席”早在汉奸大审初期就签发手令,将审奸之事完全授权于法曹。

然而,在不得不考虑周佛海的情况后,蒋介石曾托人转消息给首都高院院长赵琛,表明自己的态度。赵当时便将其顶回,说周某叛国情节之重,远在群奸之上,无论是在法言法,或者为整饬民族风纪气节,都不能不判以唯一死刑。蒋原以为即便如此,最高法院仍可酌情改判较轻之刑,不料最高法院刑庭诸公,一样不肯屈法轻判。最后,蒋只能自行负责,发出减刑总统令。周案当时轰动全国,案情复杂,经过曲折,可见一斑。

龚先生这本回忆录,让人们见识了民国老报人的文笔和风度,因为这些晚年写作的文字,使人感觉几乎是完整保留了先生早年为新闻业撰稿的风格。无论从叙事、眼界还是背景资料的跟进,都显示出民国报业系统内职业训练当日所能达到的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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