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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为什么灭亡?一个数据告诉你真正原因

《一个帝国的生与死》(8) 第三章 大相国寺的火

作为中国汉传佛教十大名寺之一,大相国寺的历史相当悠久,早在战国时期,这片地就是当时魏国都城大梁城的黄金地段,曾经是战国四公子之一的魏公子无忌的私人府砥,西汉时,据说梁孝王刘武曾在此筑台奠天,祈祷自己的亲哥哥刘启早点归天,自己也穿两天龙袍玩玩;北齐时这里正式成为了佛家的地盘,于北齐天保六年建起了寺院,初名为建国寺。

后来建国寺在战争中毁于战火,在唐初成为歙州司马郑景的住宅,后来一名叫慧云的和尚用募集的钱买下了这个宅园,再建建国寺,太极元年(公元712年)唐睿宗李旦因以相王即位,故赐建国寺“大相国寺”,建国寺由此改为大相国寺。

唐朝,大相国寺便声名在外,吴道子、石抱玉、李邕、韩干等书画名家就在大相国寺留下墨宝,这里也成为当时著名的国际佛教文化交流中心,日本僧人空海来中国留学,曾长期居住相国寺,在这里空海专门学习佛法和文字,并在这里突发奇思,参照中国汉字的草体偏旁为日本人创造了叫平假名的日文字母,对日本文字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随着赵氏兄弟在开封建立北宋帝国,大相国寺也迎来了它辉煌的顶点,多次重修扩建,到宋徽宗赵佶时占地五百余亩,绝对是当时的天下第一寺。

北宋时期的大相国寺,是赵氏王朝的皇家寺院,这里每逢皇帝生日,文武百官都要来此举办道场,给皇帝庆祝生日,除此之外,地处繁荣东京中心的地段的大相国寺还是当时最繁华的商业区,大相国寺除了佛教胜地的身份还演变成一个国际贸易中心,这里每个月就要举行五次万姓贸易集会,和尚也有商业头脑,于是寺中设置了很多摊位出租,经济收入自然相当可观。

图:会做生意的不止少林寺释永信方丈,北宋第一寺大相国寺的生意经也念得很好

鲁智深从五台山文殊院调到东京大相国寺,就相当于从山西五台县台怀镇镇政府一下调到北京崇文区区政府,鲁达因祸得福了。

每天要会见众多来往国际友僧、皇族王公、达官贵人、商贾香客,智清禅师没有太多的时间来考虑安置这个五台山师兄推荐来的和尚,大相国寺经费太多多养一个鲁达实在是小菜一碟,至于安排智深和尚做啥倒是个难事(智真长老在书信里提及了鲁达是个什么货色),智深禅师想了想说智深你去守那片废园吧!

地处繁荣的东京,商业中心,怎么可能会有一片废弃的菜园子呢?

是的,废园,那里确实有一个无人敢居住的废园,很多年以后,人们都记得鲁智深在那里倒拔杨柳,而没有人再想起之前,这里曾经燃起了怎样的一把火。

狄青在官拜枢密使后不久,把家搬到了大相国寺旁。

为什么把家搬到大相国寺这样喧闹的商业繁华地带,《宋史狄青列传》上的官方解释是那两年东京频频发生水灾,狄枢密使家老被水淹(不知道文宰相富总理欧阳大人他们家为什么就没事),最后没有办法,只有迁往大相国寺。

这一说法经不起考据。史载大相国寺在历史上曾经先后两次因水患而被毁(一次在唐朝、一次在明朝),可见这里也并不是避水患的好地方。

狄青避的恐怕不是水祸,更是人祸,当年唐朝天下兵马副元帅郭子仪安史之乱后,害怕朝廷鱼朝恩等专权宦官的诋毁和中伤,特意把自己的府门终日大开,允许平民自由进出,朝廷便于监视。大相国寺是商业繁华区车水马龙、人来人往,住在这儿有什么见光的事遮不住(真有什么见不得人的阴谋谁还搬这里呢?),狄枢密此举与郭大元帅有异曲同工之处。

狄枢密不知道北宋帝国的文人们,比唐朝不是男人的太监们有才多了。

图:狄青是最后一位做到枢密使的北宋武将

现在有种很错误的说法是狄青为北宋时期唯一个做到枢密使的武将,准确的说法应该是狄青是唯一一位从行伍配军出身而从士兵升到帝国军事首脑的武将,而帝国做过枢密院一把手(枢密使和知枢密院事等)的武将,还有吴廷祚、李崇矩、曹彬、楚昭辅、王显、张逊、柴禹锡、赵、周、王继英、马知节、曹利用、张耆、杨崇勋,王德用、夏守、王贻永。

加上狄青,一共有十八位武将曾经坐在了枢密院一把手的位置,而北宋帝国一共产生过七十三位枢密院正职,文武官员在这个位置上的比例是55:18,武职出身者仅占总人数比例的24.6%。

有点寒碜,但看起来还不是最惨。

帐再换另一种算法,我们会更清楚一点,以狄青为一个点,从北宋帝国开国到狄青死前的九十七年的历史中,共有十八位武将坐在了枢密院一把手的位置,文官则是三十一,文武比例为18:31,武职出身者仅总人数比例的36.7%;而从狄青死后到帝国灭亡的后七十年中,共有二十八位文官担任枢密院一把手的位置,而武将则为零,文武比例为28:0,武职出身者点总人数比例的0%。

坐在北宋帝国枢密使位置上的武将,狄青不是第一个,而是最后一个。

而把枢密院副职(枢密副使、同知枢密院事及签书枢密院事等)纳入统计范围,又以狄青为一个点,从北宋帝国开国到狄青死前的九十七年的历史中,共有十九位武将坐在了枢密院副职的位置,文官则为六十六人,文武比例为19:66,武职出身者占总人数比例的22.3%;而从狄青死后到帝国灭亡的后七十年,共有四十九位文官任枢密院副职的位置,而武将则为二,文武比例为49:2,武职出身者点总人数比例的3.9%。而在后七十年的北宋还能挤进枢密院副职的二位武将,第一位是西北名将范仲淹的爱将郭逵在治平二年(1066年)任同签书枢密院事,时间约一年零五个月左右,但当时郭长期镇守西北,事实上没到枢密院上过一天班。而第二位则是第三代种家军的领军人物老种经略相公种师道,接到同知枢密院的任命文件时,已经是帝国灭亡的前夜金人已经兵临城下围困开封,而几个月后老种经略相公也病死了,他估计也没有在枢密院里上过一天班。

很负责任的讲,狄青之后,北宋帝国的最高军事决策机构枢密院就对武将们关上了大门,当然这也是北宋整个帝国的态度。

在狄青之前,我们可以说在北宋帝国的政治舞台上,文人担纲唱主角,武将当配角、跑龙套重文轻武;那么狄青之后,我们可以说这出戏是文人的独角戏、周立波的海派单口相声,没武将们什么事儿有文无武。


狄青的命运,其实就是整个帝国武将们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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