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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独创,一直延续到现在,孰优孰劣一看便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面对这个新生的帝国,君臣之间关于如何治理大秦帝国有一段著名的争论。争论的议题是秦朝到底是实行分封制还是郡县制。丞相王绾和博士淳于越先后向秦始皇建议分封制,所谓建诸侯以为“枝辅”,诸侯那好似打断骨头连着筋呢?关键时候还得诸侯国上。廷尉李斯却表示反对,他力陈郡县制的优越性,认为郡县才是“安定之本”。

秦始皇最终采纳了李斯的建议,在秦国境内施行郡县制,将大秦帝国分为36个郡,由中央派官吏直接管理。“百代都行秦政制”,后世的朝代基本上继承和发展了郡县制。那什么是分封制和郡县制呢?

分封制也称封建制,意谓封土建国,以西周为例,天子除了首都附近的土地自己管理外,将其余土地分封给了诸侯。诸侯在自己的封地里,又分封给各卿大夫,以此类推。授权以后,诸侯和卿大夫在自己的封地里可以自行征税,自行任免官员,还可以拥有自己的武装,俨然一个小国王。如果我们可以打个比方,那么封建制就像一个商会组织,会长就是周天子,他有自己的公司,会员们也有自己的公司,会长显然是不能干涉会员公司的管理的,会长的权力就是每年收收会费(岁贡),团结会员维权(夷狄入侵的时候),还有协调会员之间的秩序等。假设这是一个手机商会,一开始会长是诺基亚,后来有些会员发展很快,出现了苹果,三星,小米等公司,这时矛盾就出现了,会员就看不起会长了,他们不仅蔑视会长的权威,互相之间还经常竞争厮杀,于是就“礼崩乐坏”了,这个商会组织也越来越难以为继。

而郡县制呢,就是类似一个公司在各地设立办事处和代理人,这些分设各地的代理人领着老板的薪水替老板办差,然后直接向老板负责,这位老板就是皇帝,办事处和代理人就是各地的地方政府和首长。

那郡县制到底对中国有什么意义呢?要想说清楚这点,得先明白分封制的最大危害是什么。分封制的最大危害就是在古代的技术水平条件下,和国家大一统的发展需求是矛盾的,地方由于掌握一方的行政、军事和财政大权,一言不合就有可能挑战中央权威,导致国家分崩离析,陷国家于分裂和动乱之中。纵观几千年的历史,分封制对中央权威的威胁是非常清晰的,但是反面教材也不少!

春秋战国就不用多说了,彼时王室衰微,诸侯僭越的事例屡见史籍,诸侯中的强国早已不把周天子放在眼里,从郑庄公“射王中肩”,到楚庄王“问鼎中原”,最后秦昭襄王灭周室取九鼎,都说明分封制不符合历史的发展趋势。诸侯作为周天子的臣,为什么敢挑战周天子的权威?最大的原因当然是他们掌握着地方资源,枪杆子和钱袋子很硬很鼓。诸侯挑战天子,而同时诸侯的臣卿大夫,也同样挑战诸侯的权威,如韩、赵、魏三家分晋,如鲁国的季孙氏、叔孙氏和孟孙氏瓜分宫室等,都是比较典型的例子。

秦朝灭亡后,项羽亦大行分封,将天下分给18路诸侯,自立为西楚霸王。但随后掌握地方军政大权的地方诸侯就开始反抗项羽,汉王刘邦“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出汉中破关中,经过几年的斗争,最终联合其他诸侯王在四面楚歌中将项羽围于垓下,项羽最终自刎于乌江。

西汉建立后,刘邦实行“一国两制”制度:一部分地区如关中秦地施行郡县制,关东六国却大肆分封,分封的恶果在他的孙子汉景帝继位后爆发。刘邦的侄子吴王刘濞的封国靠海,富集铜矿,于是自己煮盐采铜,自己铸造货币,富比天子,他甚至从来不到长安朝见皇帝,骄横跋扈至此。公元前154年,他联合楚、赵、胶西、胶东、甾川、济南等六个诸侯王以“清君侧,诛晁错”为名发动叛乱,史上称为“七国之乱”,虽然最后内乱被镇压,但给西汉造成了不小的创伤,成为“文景之治”的最大污点。

西晋晋武帝即位后,封了二十七个司马同姓王,这些分封的王国都有自己的军队,可以自行任免文武官员,等到晋惠帝继位,就爆发了严重的“八王之乱”。从公元290年 到了公元306年的十六年里, 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赵王司马伦、齐王司马、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长沙王司马、东海王司马越等八个王室为争夺权力不断倾轧作乱,史称“八王之乱”,至此西晋朝元气大伤,五胡趁虚而入,酿成“五胡乱华”。

唐朝玄宗时期,为了加强边境的防御,在重要的边境地区设立了十个军镇,也即藩镇,这些藩镇的长官节度使权力很大,虽无分封之名却行诸侯之实,不仅兼管行政和财政大权,还能带领军队,这为藩镇挑战中央创造了条件。公元755年十月,范阳、平卢和河东三镇节度使安禄山经过周密准备,“渔阳鼙鼓动地来”,发动叛乱攻陷长安,虽然叛乱最后被平息,但从此唐朝由盛转衰,萎靡不振,皇帝权威一落千丈,进入约150年的藩镇割据时代。

朱元璋建立大明后,为巩固皇权,保持朱家天下的长治久安,将24个儿子和一个从孙分封于全国各地,以“镇固边防,翼卫王室”。不料建文元年(1399)年七月,燕王朱棣举兵反叛,进陷京师,建文帝朱允不知所踪,朱棣就皇帝位,是为永乐帝。这一历经四年的争夺皇帝位的战争,史称“靖难之役”。

纵观中华帝国史,从先秦时期的诸侯争战,秦末的楚汉相争,西汉的“七王之乱”,西晋的“八王之乱”,唐朝的“安史之乱”和藩镇割据,到最后的“靖难之役”,一直在说明一个道理:东周以降,每逢分封地方必会叛乱。之所以出现一逢分封地方就会叛乱这样的现象,是因为分封制和大一统所需求的中央集权是矛盾的,地方势力的做大,必然会形成中央集权的离心力量,最后一有风吹草动,就会走向和中央对抗的对立面。

但在郡县制制度下,地方官员只是皇权在地方的代理人而已,地方长官已经被剥夺了财军政大权,财赋除地方留存用作日常开支的一部分外,其余都需上缴,而他们更不允许私豢武装,至于人事任免权,地方所有官员的任免权都集中到了朝廷,集中到了皇帝手里,即使是最低一级的县官都是中央任命和考核的,说白了,他的乌纱帽去留的决定权最终来自朝廷,而他的顶头上司只有参劾、保举和协助吏部考核之权。郡县制的设计巧妙,在于重新调整了权力的结构,合理地安排了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分配模式,避免了强枝弱干的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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