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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的远见与蒋介石的短视,在这件事情上表

这两天,一则《国民党党产大公开:从大陆带来227万两黄金》的新闻刷爆各种媒体客户端和微信朋友圈。

尤其是从大陆带走227万两黄金和10亿美元外汇的爆料,更是用最真实的历史数据,生动诠释了1949年新中国成立初期一穷二白的深刻原因。那可是1949年的227万两黄金和10亿美元啊。

其实党产问题,不止国民党有,革命战争年代的中国共产党也有。幸亏在1949年,毛主席做出了一个无比伟大英明的正确决策,极其富有远见的解决了党产问题,使中国共产党避免了国民党时下在党产问题上的尴尬与被动。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党、国家和人民军队的卓越领导人杨尚昆同志,在其个人回忆录中,曾披露了中国共产党党产问题的由来和处理(《杨尚昆回忆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

杨尚昆同志认为,党产问题,是一个特殊历史条件下所留下的问题,它是在革命困难时期为维持生存而形成的,在党全面执政的前夕自动宣告停止。

中国共产党的党产最早建立于1940年左右。当时由于国民党停发八路军、新四军的经费,克扣外来援助;对边区实行“经济作战”,不让粮食、棉布进入边区;边区需要财政供养的脱产干部、战士过多;加上自然灾害的影响,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状况发生了严重的困难。毛主席曾经说:“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冬天没有被窝。”这是“最大的一次困难”。

为解决面临的经济困难,朱德同志首先提出:建立自己的“家务”,每一个单位都要有一点家务。那时说的“家务”就是种菜种粮食,做生意的单位很少。任弼时同志作了一番调查,向政治局提出一个方案:一是军队实行屯田制,生产自给;二是开荒;三是把三边地区的盐运出去向边区外销售,盘活经济。

朱德同志又亲自踏勘南泥湾,金盆湾,王震同志率领三五九旅屯垦南泥湾,王维舟同志率领三五八旅去陇东开荒种水稻。盐的产运销由留守兵团主任萧劲光同志负责,边区政府出资,“官督民运”。延安所有机关、学校,人人动手,开荒种粮种菜纺线,连毛主席也有生产任务。

3年后,边区粮食自给有余,棉花能自给一半。三五九旅能生产自给。边区财政开支的百分之六十四依靠自给。毛主席称赞:“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有的奇迹。这是我们不可征服的物质基础。”党的“家务”就这样建立起来了。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还抽出一部分资金和人力从事生产经营,到国民党统治区甚至香港去做生意,开商店办企业,把边区的土特产外销,换取法币和美元,采办根据地不能生产的电讯器材、医药用品等。这件事,当时主要由任弼时同志、朱德同志和李富春同志主管。

中央派到香港去做生意的是卢绪章同志,搞了个华润公司。

华东区也派曾山同志搞了个五丰商行。

北平这摊由赖祖烈同志经营。

后来邯郸解放,杨立三同志被派去搞贸易公司,没有搞成。这件事还闹出个笑话:有一次,华东来的人经过邯郸,看到杨立三同志穿着长袍马褂,戴着礼帽,大吃一惊,回来报告说,杨立三叛变了!

党产中还有一个来源是抗战爆发后在大后方成立的国民参政会中,有6名代表中共的参政员,每个月可领取600元法币,这在当时是个不小的数目,他们把这些钱缴党费,也归入党产。

这批党产,在关键时刻起了很大的作用。

1946年夏,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也要迁往南京,还要在上海设立办事处,在平、津、沪创办报纸,都需要筹款支持。

1948年,为了筹备新政协,接运在香港的民主人士进人解放区,需要租赁外国的轮船。如果没有党产,这些开支简直难于应付。

经营党产,那时还有一个更长远的考虑,就是全国胜利后,共产党就不领国家的钱,自己吃自己的。进北平前,要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了,任弼时同志和朱德同志提出一个问题:你共产党不用国家的钱,其他那么多民主党派有什么办法?这个问题受到大家的重视。

1949年1月初的政治局会议上,大家分析利弊,毛主席在会议结论中明确作了结论:对待民主人士是个重要问题,我们应该公开地坦诚地和他们合作,统统吃国家的。党产的问题,以不搞为好,有饭大家吃,向他们说明就是。

这样就不再经营党产了。

中央决定党不搞贸易和商业活动的方针既定,经营多年的党产完成了历史任务,作了如下处理:

比如邓洁同志在北平经营的一批商店,包括六部口一带中直机关的商店,还有现在已建为北京音乐厅的电影院、东郊的木材厂,还曾准备在密云开挖的金矿,这些全部移交给北平市。

赖祖烈同志在北平做生意留下的金条银元和几方古印,折价卖给人民银行,钱存在中央的特别会计室。

至于香港的华润公司和五丰商行等,因为当时香港还是英国人控制的地区,只能交给香港工委管理。

经过这样处理,党产中凡是同商贸有关的部分都脱了钩。特别会计室只留下折价出卖所得的款项、党员上交的党费和毛主席的稿费,继续由赖祖烈同志等五六人管理。

这些钱大体上有这样几种开支:

一是补助党的活动经费。那时财政部的拨款有限,不足时从中开支。党的八大的费用是国家开支的,上海工作会议是华东出的钱,政治局会议就从特会室支付,中央全会、中央工作会议有些也从这里开支。

二是照顾一些老干部的遗属。许多老同志,为革命奋斗一生,长期以来过的是军事共产主义生活,毕生没有什么积蓄。去世以后,遗属需要照顾。原来的中央委员去世后,继续发放一年工资,像彭涛同志、黄敬同志的夫人都是从这个款项中支付的。

三是支付在苏联养病的王明的工资。建国后,王明长期住在苏联,他的工资由中国共产党用人民币换成卢布请苏联驻华使馆转交。

四是向苏共对外联络部交过几次国际共产主义活动基金。因为共产国际早已解散了,没有执政的共产党有的需要资助。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曾受过共产国际的资助。新中国成立后,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也有义务每年向苏共的联络部提供一定数量的美元,大概交过两三次。

杨尚昆同志认为,中国共产党从执政开始,毛主席就决定停止以商贸活动来搞党产,这有深远的意义。因为执政的党,手握大权,如果和商贸活动结合,必然会形成一批享有特权的经营单位和部门,而又无人敢于监督,上行下效,滋生蔓延,为腐败现象提供肥沃的土壤。因此,当时这个决断对共产党的自身建设有着深远的意义。

在处理党产的问题上,和毛主席的胸怀气度与远见卓识相比,蒋公介石不知被甩出几条大街去,简直弱爆了。国民党在面对绿营推动的“政党法”以及“不当党产条例”立法上的压力,与此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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