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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狱中长大的皇帝汉宣帝刘病已,最终成为西汉

刘询(前91年—前49年),原名刘病已,汉武帝刘彻曾孙, 戾太子刘据之孙,史皇孙刘进之子

西汉第十位皇帝,前74年前49年在位。

巫蛊之祸发生时,襁褓中的刘病已也被收系郡邸狱

。后元二年(前87年)遭赦,被祖母史家抚养

。后汉武帝下诏掖庭养视,并令宗正著其属籍

,刘病已于是被养育于掖庭

元平元年(前74年)刘贺被废。七月,霍光等大臣将他从尚冠里住处迎入宫中,先封为阳武侯,随后即皇帝位,时年十八岁。第二年改年号为“本始”[6]

。他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在即位前受过牢狱之苦的皇帝[2]

由于刘询少时多到京都三辅了解民情,因此对百姓疾苦和吏治得失有所了解[7]

,这对他的施政有直接影响

。他在位期间,励精图治,选贤任能,贤臣循吏辈出,著名的有麒麟阁十一功臣。宣帝注意减轻人民负担,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

。并重视吏治,认为治国之道应以“霸道”、“王道”杂治,反对专任儒术

。在对外关系上,宣帝于本始二年(前72年)联合乌孙大破匈奴

,而后匈奴呼韩邪单于率众来朝称臣

。神爵二年(前60年)平定西羌,并置金城安置降羌,同年设西域都护府监护西域各国,正式将西域纳入版图。

刘询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贤君,在位期间,全国政治清明、社会和谐、经济繁荣、四夷宾服,史称“孝宣之治”,又称“孝宣中兴”

,史家称前汉国力在其治下最为强盛。

在以制定庙号、谥号严格而著称的西汉一朝,刘询是四位拥有正式庙号的皇帝之一 。

黄龙元年(前49年)十二月,刘询因病崩于未央宫,庙号中宗,葬于杜陵。

长安天牢里的刘病已是一名钦定的死囚。他这辈子连平平安安做个老百姓都是奢望,却鬼使神差地成为皇帝。刘病已登基后改名刘询,史称汉宣帝,被誉为西 汉王朝的“中兴之主”。这个原本与皇位绝缘的孩子,最后成了一代明主,有人说他是“长安牢狱中走出的天子”,有人说他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在监狱中成长的 皇帝,刘病已是怎么做到的?经历了什么样的传奇?所有的一切都得从公元前92年、汉武帝末 年的长安城说起。

巫蛊之祸的谜底

汉武帝征和二年,大汉帝国的都城长安。

一个惊人的消息传遍了全城--太子起兵谋反了。

事起突然,却发展迅速,太子刘据带着宾客,发兵数万与宰相刘屈牦率领的政府军在城中激战。

大战五天后,太子战败,带着两个儿子出逃。很快在追捕中自杀身亡。太子全家,上至汉武帝皇后卫子夫,下至太子夫妇子孙亲属全部被杀。

这个时候,我们的主人公刘询,太子刘据的孙子,才刚出生几个月。他的父亲史皇孙刘进,是太子的长子,汉武帝的长孙,也没能逃过此劫。

好好地太子为何要造反?

一般的说法是,武帝晚年多病,亲信江充乘机进谗言,称此乃有人诅咒武帝。武帝便命江充侦查此事。江充与太子刘据有仇,怕武帝死后太子即位对己不利,于是伪造证据诬告太子在宫中诅咒武帝。时武帝原载甘泉宫养病,太子无以自辩,只有起兵造反捕杀江充以求自保。这就是著名的汉武帝时的巫蛊之祸。

但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太子逼反的确是江充诬告所致,但这背后,却并非只是个父子被小人离间的家庭道德伦理悲剧。

汉武帝本人才是事件幕后的谋主。而目的,是为了更换皇嗣,并肃清皇后卫子夫家族的外戚势力。

巫蛊之祸发生的背后矛盾

武帝本人雄才大略又刻薄寡恩,好用张汤、江充之类的文法酷吏。而太子刘据为政却是另一个风格。史称“性仁恕温谨”,用汉武帝自己的话形容。是“敦重好静”。这让武帝感觉太子“嫌其能少不类己”。而这“不类”,也让汉武帝充满了矛盾。

一方面,武帝自许甚高,他曾骄傲地对卫青说“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如此者不得不劳民。若后世又如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也。”--后代如仿效他的作为就会亡国,而他则能掌控全局创不世之功业。武帝的自身定位是如此之高。

而对于太子刘据,武帝曾如此定位“太子敦重好静,必能安天下,不使朕忧,欲求守文之者,安有贤于太子者乎!”

仁恕守文的太子无疑是自己身后保守江山的最好选择。这是武帝原来的认识。但随着太子年纪渐长,逐渐参与政治。他与武帝截然不同的为政风格终究带来了麻烦。

武帝用法严,多用深刻酷吏,而太子宽厚,对于酷吏所作所为多有平反,因此深得百姓民心。但却使武帝亲信的一帮而用法大臣深为不满。江充与太子间与其说是私仇,不如说是政治路线间的深刻矛盾。而这背后,则是太子与武帝的深刻分歧。

史称“群臣宽厚长者皆附太子,而深酷用法者皆毁之。邪臣多党羽,故太子誉少而毁多。”

太子与武帝在政治路线上的分歧逐渐明显,另一个影响武帝决策的因素也重要起来。

这就是太子之母皇后卫子夫卫家的势力。

随着卫子夫被立为皇后,武帝大力启用卫氏宗族,一时间外戚卫家权势扶摇直上。全盛之时,卫氏宗族中卫青任大司马将军,一门五侯;霍去病任大司马骠骑将军。门生故吏下属在朝为官不计其数,甚至一直做到宰相。卫氏之盛以至于当时有民谣“生男无喜,生女无怒,独不见卫子夫霸天下”。

卫氏外戚势力的全盛也让武帝动了警惕之心。虽然随着卫青和霍去病的去世,卫氏的势力有所削弱,但基本还在。太子显示出的政治倾向又与武帝相悖。随着卫子夫年岁渐大失去宠爱。而武帝后来的宠妃如李夫人、钩弋夫人等又生下了其他皇子,解决卫氏势力撤换太子就成了武帝的最终选择。

巫蛊之祸开始时,武帝就对属于卫氏势力的宰相公孙贺下手,先诛杀公孙贺父子及太子亲姐妹--同为皇后卫子夫所生的阳石公主和诸邑公主以及卫青的长子卫伉,走出了铲除卫氏的第一步。就已经说明之后发生的对太子的诬告和逼反根本不是出自偶然的私人恩怨,而是武帝和亲信的任法官僚们设计好的步骤。

汉宣帝刘询的悲惨童年

自己的太爷爷设计借助诬告铲除了自己爷爷整个家族,而自己则是整个家族中唯一的幸存者。刚出生的刘询面临的,就是这样一个悲惨的局面。

尚在襁褓中的小刘询,虽幸免被杀,却马上被送进了大牢,成了大汉帝国上下年龄最小的囚犯。被关进郡邸狱后,主管郡邸狱夫人廷尉监邴吉“重哀曾孙无辜”,派遣两个女囚轮流给他哺乳。没有任何亲情关爱的病已在邴吉的关照下凄苦地在监狱中长到了五岁。由于监狱里恶劣的条件,小刘询常常生病,为了让他快点好,小刘询有了人生中的第一个名字“病已”。

4年多后,恐怖的太爷爷汉武帝刘彻去世了。但就在他死前,又险些将年幼的曾孙扼杀在襁褓中。

“后元二年,武帝疾……望气者言长安狱中有天子气”,于是,武帝派遣使者连夜到长安城各个监狱,无论囚犯犯罪轻重全部诛杀。多亏邴吉紧闭郡邸狱大门,拒绝使者入内,他说:“皇曾孙在。他人亡(无)辜死者犹不可,况亲曾孙乎”,一直到天亮。使者回朝劾奏邴吉,武帝才醒悟,感叹曾孙:“天使之也”因此大赦天下。而长安各监狱只有郡邸狱的囚犯侥幸得以保全性命,并被释放出狱。因祸得福的他还得到了曾祖父最后的一点眷顾--武帝命宗正将病已重新列入皇家族谱。在法理上肯定了病已皇曾孙的地位。

但,虽然恢复了宗室地位,刘病已依旧无家可归,于是邴吉派人护送乳母和病已去京兆尹官邸,京兆尹不接纳。邴吉打听到病已祖母史良娣家,把病已亲自送到史良娣家,曾外祖母贞君见到惨死的女儿的小孙子“甚哀之,自养视焉”。

从平民到继承帝位

重新确立皇族身份的病已按例被接回长安由掖庭令看管照顾,但他的身份已然是平民。在这里他遇到了生命中第二个恩人--掖庭令张贺。张贺原是刘据的家臣,同情刘据一门的遭遇,感念故主的恩德,张贺对病已关怀备至。

特殊的身份,平民的生活,让年少的刘病已有大量的时间在长安城内外游荡。于是,少年刘病己随意往来于诸陵、三辅、莲勺、杜、鄂之间,过着“喜游侠”,“斗鸡走狗”的生活。在一个“古惑仔”少年形象的背后,未来的皇帝也已经对大汉帝国的基层社会的现状和运作有了清楚的认识,“具知闾里奸邪,吏治得失”和民生疾苦。这种独一无二的经历在刘询今后的皇帝生涯中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就在刘病己流连民间走马五陵的时候,汉武帝的继任者,汉昭帝刘弗陵驾崩。昭帝无子,继任皇帝究竟选谁,成为朝廷上下最关心的事。

领武帝遗命辅佐昭帝的权臣霍光心里也有一本账。作为汉昭帝朝权斗的最终胜利者,他已经消灭了同样受命的顾命大臣上官桀、桑弘羊,成为权倾朝野一人独大的大权臣,也是朝政的真正控制者。在他心目中,接下来即皇位的人,只能是一个年龄不大,没有自己私人势力的傀儡,从而无法对他的大权独揽形成挑战。

于是,他否决了已经成年的广陵王刘胥,而选择了年龄尚小,且母族亲戚均在汉武帝朝就已经被铲除干净的昌邑王刘贺。

可刘贺让他失望了。没有外戚的力量,刘贺还有封国。

当上天子的刘贺马上将自己在封国中重用的亲信授予高官。并试图用他们控制朝廷和军权,与霍光掰掰腕子。

他太天真了。

独揽朝政十余年的霍光,早已将自身的势力渗透到朝廷的各个部分,上至宰相,下至小吏,谁敢对大司马大将军说半个“不”字?

刘贺的努力,尚没给自己争取到多少权力,就已经暴露了自己的全部目的。于是,在被霍光立为皇帝后仅仅二百余日,他就被同一个力量从皇帝的宝座上扯了下来。“光奏王贺淫乱,请废。”用皇太后的名义,以刘贺“淫乱”为罪名,将他废黜。

同样年龄不大,没有自己私人势力的傀儡,还有没有了?

于是,此时已经升为光禄大夫的原廷尉监邴吉,将刘病已这个汉武帝的曾孙推荐给了霍光。对于霍光,这可是一个比昌邑王还要理想的傀儡:只有18岁的刘病己既无强有力的外戚支援--全家被杀得只剩他一个了--而且之前因是谋逆的太子之孙,虽然名列皇族,却只是一介平民,更不可能有成型的封国班底。除了霍光,他还能听谁的?

于是,我们目前的这位问题青年,谋逆太子的孙子刘病已,就这么神奇地被拥上皇位,得回了本来就应是自己家族所有的皇帝宝座。

从昭帝年间,到昌邑王刘贺(史称汉废帝)短暂的27天,再到汉宣帝刘询即位之初,朝政差不多全部掌握在霍光手里。当时,霍家权力极大,霍光除了权倾朝野之外,他的儿子霍禹、侄孙霍云还是统率宫卫郎官的中郎将;霍云的弟弟霍山官任奉车都尉侍中,统率禁卫部队胡越骑兵;两个女婿分别担任东宫和西宫的卫尉,掌管整个皇宫的警卫;堂兄弟、亲戚也都担任了朝廷的重要职位,形成了一个盘根错节、遍布西汉朝廷的庞大的势力网。至此,霍光已经成为当时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他的权势和声望在废除了昌邑王刘贺的帝位、拥立汉宣帝之后,达到了无以复加、登峰造极的地步。

当上皇帝后应该怎么做?民间长大的刘病己可比刘贺有心眼得多。在霍光权势滔天的情况下,不想当刘贺第二,那么就只好咬牙隐忍,表演好这个傀儡的角色。

霍光突然上表提出还政于皇帝。病已笑笑,这明显是个试探。于是以年幼为借口推让,霍光不仅得以继续秉政,还获得了增食封邑的褒赏。于是霍光暂时放了心--这个傀儡还是很明白自己身份的。

霍氏家族为了争夺皇后之位,派人秘密暗杀了他平民时迎娶已经立为皇后的许夫人,他暴怒,他自然知道是谁做的,也知道追查不出结果。于是,暴怒之后他继续隐忍,满足霍家的要求将霍光的小女儿娶为皇后。联姻在政治上意味着什么,他自然清楚。

隐忍是因为,他知道,霍光已经老了,霍氏的年轻一代中,再没有像样的人物,什么时候霍光死去,什么时候就是霍家败亡的开始。他在等时间将霍光带去那个世界--他还年轻,他等得起。这个在监狱里长大的年轻人,有着无与伦比的耐心和意志力。

霍光终于死了。

刘病己开始动手,他提拔了几个自己信任的官员--并不多。霍光虽然死了,但霍家的势力依然布满朝廷,还不能莽撞地刺激他们。然后他开始给霍家子弟和党羽升官。

在得到更高官职的同时,他们也高升一步,离开了他们原本把持的要害部门--比如中央军和皇宫卫戍部队。而他们留下的空缺,病已毫不犹豫地用上了自己人:已故妻子许皇后家族和祖母史贞君家族。外戚是可以制造的。

渐渐地,人们发现,霍家的党羽,要么以年老为由被退休,要么以调动为名外放地方。同时霍家一件又一件为所欲为,飞扬跋扈的事件广为传播。病已在舆论和组织上同时着手打击对手。

转眼间,霍光去世两年了。刘病己觉得,铲除霍家的前期工作已经基本完成,需要做的就是--收网。收网需要一个由头,以何事为由开启消灭霍氏的大幕呢?病已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一直让自己耿耿于怀的许皇后之死。

霍氏家族慌了,他们开始认真部署造反。于是刘病已名正言顺将霍氏家族族灭。赫一时的权臣霍光家族的历史,就此画上句号。

这个监狱中长大,几年前还在长安各处放浪不羁的问题少年,凭着自己的政治手腕和非凡的忍耐力,终于成为大汉帝国真正的主人。

他,也把名字“病已”改成“询”。

(肃清皇后卫子夫家族的外戚势力)

汉宣帝即位后的第六年,也就是地节二年(前68),霍光去世。宣帝亲临葬礼,按皇帝葬制的规格埋葬了霍光,并加封霍光的侄孙霍山为乐平侯,以奉车都尉的官职领尚书事。与此同时,汉宣帝认为时机已到,开始亲理朝政。他重用御史大夫魏相,让魏相以给事中的身份参与朝中的机密决策,后来又提拔魏相做了丞相。继而任命邴吉为御史大夫,又委以他的岳父平恩侯许广汉以重任,逐渐把权力收归己手。

汉宣帝深知,霍光虽然死了,但霍家的势力还很大,霍家的亲属和亲信还控制着中央政府的各个机要部门,兵权也掌握在他们手中。为此,汉宣帝首先采取行动,削夺霍家把持的权力。他先解除了霍光两女婿东宫、西宫卫尉的职务,剥夺了他们掌管的禁卫军权。又把霍光的两个侄女婿调离了中郎将和骑都尉的位置,让自己的亲信担任南北军和羽林郎的统帅。最终把兵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之后,他提拔霍光的儿子霍禹为大司马,明升暗降,剥夺了他掌握右将军屯兵的实权。还对上书制度进行了改革,下令吏民上书,直接呈皇帝审阅,不必经过尚书,把霍山、霍云领尚书事的职务架空起来。通过这一系列步骤,霍家掌握的权力剥夺殆尽,权力逐渐集中在汉宣帝的手中。

面对汉宣帝全面夺权的行动,霍家集团内部惶恐不安,决定铤而走险,举行叛乱,推翻汉宣帝,保住他们的既得利益。但叛乱在严阵以待的汉宣帝面前很快瓦解了。汉宣帝大规模地镇压了霍氏集团的叛乱,将参加叛乱的人都处以极刑,并废除了霍皇后(霍光次女霍成君),在西汉朝廷中盘踞了十几年的霍家势力一朝覆灭,汉宣帝最终确立了他的绝对统治。

汉宣帝彻底清除了霍氏的势力,可以大刀阔斧的施政了。

刘询早年生活在民间,深知吏治好坏将直接关系到百姓的生存发展与社会的和谐稳定。他说“吏不廉平则治道衰”。所以,他即位后,除亲自过问政事,省去尚书这一中间环节,恢复了汉初丞相既有职位又有实权的体制外,还特别重视地方长吏的选拔和考核,并下大力气整饬吏治。为此,刘询建立了一套对官吏的考核与奖惩制度。他多次下诏对二千石(郡守级官吏),实行五日一听事制度;并不定期派使者巡行郡国,对二千石官员的工作进行考察。根据考核结果,信赏必罚。他颁布诏令说:“有功不赏,有罪不课,虽唐虞犹不能化天下。”在他当政时,一大批因政绩突出的官员受到了奖励,或以玺书勉励,增秩赐金,或爵关内侯,升任九卿或三公。对那些不称职或有罪的官吏,则严惩不贷。 随着这些措施的推行,一大批“良吏”便逐渐造就而成。其中,还有许多官吏是由低级郡吏察廉晋升而来,或因明经而被提拔。

太爷爷武帝三十多年的穷兵黩武,造成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在武帝晚年,已经把整个国家搞到“户口减半”,面临王朝崩溃的边缘。

为此,武帝晚年下罪己诏“轮台悔过”之后,进昭帝和霍光秉政时代,汉代采取了“与民休息”的国策。

刘病已掌权后,继续推行昭帝与霍光的“与民休息”的国策。针对漕运耗人力、浪费严重的问题,他听从了大臣在三辅和弘农地区买粮的建议后,果断减少了一半的漕卒,大省漕运力役。而对于遭受自然灾害的地区则施行减免租赋的政策,加大抚恤力度。厉行轻徭薄赋。为保证对流民的抚恤措施更加具体,他规定:凡是回归原籍的流民,由政府给予粮种,分给田地耕种,免除相应租赋。这是自汉武帝时代以来招抚流民条件最优惠,措施最具体的一项诏令。通过这道诏令劝课农桑,稳定秩序的目的已达到。

经过多年的恢复,社会环境大有起色。但武帝时代产生的社会问题依旧严峻。

汉武帝连年用兵,到后来财用衰竭,国用不济,就用卖官鬻爵和输财赎罪等办法增加财政收入。因此,“入物者补官,出货者除罪,选举凌夷,廉耻相冒”,货卖公行,乌烟瘴气。搞得吏治非常混乱。

汉宣帝亲政伊始,就抓紧整肃吏治这个中心环节。大臣萧望之建言:“选同姓,举贤才,以为腹心,与参政谋,令公卿大臣朝见奏事,明陈具职,以考功能”。汉宣帝采纳了这一建议,即拜萧望之为谒者。其上书言事者,“辄下望之问状,高者请垂相御史,次者中二千石试事,满岁以状闻,下者报闻,或罢归田里,所自处奏皆可。”由是选拔和任用了一批干练有为的官吏,打下了整肃吏治的基础。

同时宣帝本人也勤于政事,“五日一听事,自尽相以下各奉职而进”。

他尤其注意地方官员的选任,在任命刺史守相时,往往亲自见问,交代任务,观察其言词,以后考察其行为,将其治理情况皆作表记载。发现如有名实不符之处,必追究其原因,了解其所以然。特别是对于二千石一级官吏的考核和督责尤为严格,因为这一集官员往往是直接治理百姓的亲民官员,所用良莠与否直接关系到一地百姓是否能安然享受“与民休息”政策的实惠。

汉宣帝常称道:“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无叹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讼理也。与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

刘询本人还厉行节俭,多次下令节省开支以增加财政收入。此外他还组织规模盛大的儒家经学会议,讲论五v经的异同问题,针对学术界和思想界对儒家经典的理解存在分歧,刘询亲临会场对争论作出终端裁决,从而统一了思想。

汉宣帝与“王霸杂用”

这一系列政策,大有乃祖戾太子刘据当年行政的“仁恕温谨”的风格。但实际上刘病已更看好并喜爱的,是曾祖父汉武帝的行政风格。而又充分吸收了曾祖父的教训,将曾祖与祖父的风格交相杂糅,在对武帝政策进行模仿的同时也进行纠错,最终形成自己“霸王道杂之”的为政风格。

而要害就在于,对汉武帝的酷吏政治进行儒学化包装和控制。

汉武帝为了解决帝国社会治安和全面发展的问题大量任用酷吏,实行严苛之治,但是宣帝任用“能吏”,“能吏”与酷吏的区别就在于:酷吏纯粹以严苛之法进行治理,但是“能吏”在为政过程中会在法家思想的表面套上一层儒学的面纱,避免了治狱、办案由严厉走向残虐。这实际上就表现了汉宣帝既模仿了汉武帝的严刑峻法又稍微有所改正。也就是说既有模仿又有纠错。

这一原则造就了宣帝时代作为吏治清明的典范时代。

宣帝时期吏治所以成为后代的典范表现在涌现了一大批能力超群的官吏,尤其两千石的官吏中间,强干精明的官吏尤其众多。这一批官吏深受汉宣帝重视,他们中间不少人甚至跻身公卿行列。班固曾经对这批官吏进行了总结:“孝宣承统,纂修洪业……将相则张安世、赵充国、魏相、丙吉、于定国、杜延年,治民则黄霸、王成、龚遂、郑弘、召信臣、韩延寿、尹翁归、赵广汉、严延年、张敞之属,皆有功迹见述于世。参其名臣,亦其次也。”

他们大都活动于汉宣帝 躬亲政事之后,建立了一定的功绩,并且受到宣帝的青睐。他们首先精通严刑苛法,掌握了较为高超的运用法令治理社会的能力,并据以为政。而在为政之时,表面形式上,他们大都为自己的严苛之治套上一个体面的形式:即儒家学派的主张和理论。

而为了获得此项用儒术缘饰政治的能力,各级官吏就必须加强自己的儒学修养。

在儒学主张的修饰下,为

自己的举措套上一层温情的面纱和一个仁义的光环,避免把内在的本质功利的计算直接暴露出来。

正是这样的原则,为汉宣帝时代构造了一个法令严明又重义温情的氛围,为社会走向大治创造了条件。

自马邑之谋(前133)反击匈奴开始,汉朝历经袭破龙城、河南、高阙、定襄、河西等系列会战,终至漠北之战(前119)击败匈奴,从此奠定汉强匈弱的格局。但匈奴并未臣服,相反十几年的恢复后,声势复振,与汉争斗竟败少胜多,汉武后期有赵破奴2万骑受降城之没、李广利3万骑天山被围牺牲六七、李陵5千步兵浚稽山败没,甚至最后李广利7万铁骑燕然山全军覆没,不过匈奴惨胜犹败,内部又有不和,双方实力对比也未转换。

宣帝即位第二年(本始二年,前72),汉朝发铁骑16万余兵马,分五路攻打匈奴,这是两汉400年最大规模的一次对外骑兵出征。同时,派遣校尉常惠前往乌孙,节制乌孙骑兵5万余,与汉军东西并进,形成一个巨大的钳形攻势,夹击匈奴。匈奴畏惧汉军,惊惶西逃恰遇乌孙兵,一场激战大败而归,常惠因此封为长罗侯。

第二年(前71)冬,匈奴再袭乌孙,遇大雪,生还者不及十分之一,再加乌孙、乌桓与丁令的乘势攻击,国人亡十分之三,畜亡十分之五,国力大为削弱。不久,汉军3千骑击匈,都能捕得几千匈人而还,匈奴亦不敢报复,而且更向往与汉和不是战了。

神爵二年(前60),统治西域的日逐王先贤掸与新任单于握衍朐素有矛盾,关系不睦,带着数万人投降汉朝。日逐王被封为归德侯。甘露三年(前51),呼韩邪单于亲往帝都长安,俯首称臣做北藩。

匈奴形势

汉宣帝与外戚乱政

另一方面,自汉初高祖死后吕后专权以来,汉朝皇室对于外戚势力一直深有提防,文景时代外戚力量一直不彰,武帝时因外戚卫氏强盛,就如本文开头所揭示的,武帝亲自定策将卫氏势力彻底铲除,之后又有为防止外戚发展逼死昭帝之母钩弋夫人之举。

而到宣帝是,这一局面被完全颠覆。

因为刘询奇特的身世,在被立为帝之前,身为平民且是孤儿的他,与祖母史氏家族、妻子许氏家族相依为命,感情深厚。

史书记载:狱使者邴吉怜皇曾孙无所归,载以付史恭。恭母贞君年老,见孙孤,甚哀之,自养视焉。长大成人后,“(张贺)为取暴室啬夫许广汉女,曾孙因依倚广汉兄弟及祖母家史氏”。

被立为皇帝后,刘询大规模重用外戚,一些重要官职尽量选派许、史、王等外戚担任。例如,霍光去世后,宣帝封岳父许广汉为“平恩侯,位特进”,并参与军国重事;此后,又任命许延寿为“大司马车骑将军”;史高“以外属旧恩侍中贵重”。在清除霍氏集团过程中,“诸领胡越骑、羽林及两宫卫将屯兵,悉易以所亲信许、史子弟代之。”正是这些外戚给了他强有力的支持,使他能在霍光死后,轻松地铲除强大的霍氏家族。所有这一切都让宣帝对外戚充满了信任,对他们加以重用,同时又大行封赏。由于宣帝提携,外戚很快发展成为朝中强大的政治势力,就是朝中大臣对外戚也不得不追捧攀附。

正因为刘询信用外戚,疑忌臣僚,当其临终托付之际,虽拜贤臣太子太傅萧望之为前将军光禄勋、太子少傅周堪为光禄大夫,让他们“受遗诏辅政领尚书事”。但同时又拜外戚侍中乐陵侯史高为大司马车骑将军,总揽朝政。亲信宦官弘恭、石显居中用事,史称:“外有史高总朝廷之事,内有恭显制枢机之权”。使萧望之、周堪在施政过程中处处受到外戚、宦官的限制,最终矛盾激化,萧望之等被肃清,外戚、宦官专权形成,由此开启了汉代新的历史进程。

宣帝一朝,使外戚专权的局面形成,社会上利用儒家灾异天谴学说宣传汉当易代的思潮也暗流涌动,就如准备好了一个大火药桶,只要给予一个火星就会爆炸。在宣帝身后的元成时代,随着土地兼并的加剧,社会矛盾再次激化的时候,出身掌权外戚的王莽正是利用灾异祥瑞学术为武器成功灭亡西汉,另立“新”朝。而他之所以能够成功,关键的外戚专权和灾异学说形成并产生影响,均是在汉宣帝刘询的“中兴”时代里,就已经埋下了根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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