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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宴|《女医明妃传》·谈允贤与土木堡之变的

大司马乱入:最近热播的《女医明妃传》讲的是明代女名医谈允贤与明英宗朱祁镇、明代宗朱祁钰甚至瓦剌太师也先的情感纠葛故事。谈允贤确是我国古代的女名医,但她是在明英宗从瓦剌逃回来之后才出生的,所以剧中跟少年明英宗谈恋爱的那个女子,到底是什么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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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宴|《女医明妃传》·谈允贤与土木堡之变的前前后后

不好意思,我是来打酱油的

北兵南下,惨败而归,一个太监和一群武臣死掉,皇帝被俘……如此场景似乎在中国历史上并不鲜见。晋怀帝、宋钦宗的命运,又一次在十五世纪重演。

然而不同的是,明朝不仅没有让半壁河山沦亡,皇帝也安然无恙地脱险;不仅成功避免了衣冠南渡的厄运,也比晋、宋两朝减少了那么一点嵇绍和李若水的文臣之血。

土木之变,乃是明史的关键节点。

明宣宗偃武修文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土木之变前的历史背景。先从永乐朝说起。

明成祖五次北征蒙古,虽多为有征无战,却震慑打击了蒙古气焰,为明朝换来一个长期稳定的时期,故而有“仁宣之治”之说。

仁宣两朝,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在军事和政治上都在收敛和退缩。仁宗险些放弃北京南迁,宣宗在位正式放弃安南(今越南北部)。《明宣宗行乐图》和明宣宗那“促织皇帝”的诨号,都是仁宣两朝政治实际的投射。

文史宴|《女医明妃传》·谈允贤与土木堡之变的前前后后

《明宣宗行乐图》

打高尔夫(捶丸)的明宣宗

仁宣时期(1425-1435),以“三杨”(杨士奇,杨溥,杨荣)为代表的明朝建国后第一批文臣团体,终于第一次让士大夫在入明之后尝到了权力的滋味——这当然有赖于他们和明仁宗患难与共的亲缘关系,也是在武臣宿将没事可干的情形下完成的。

或许,也正是他们在仁宣两朝的上位,才促成了这种无所事事。英国公张辅已经四次平定安南,却架不住宣德三年(1428)群臣们放弃安南的执念。在宣德八年(1433),郑和完成人生中的最后一次航海之时,宣德朝已经进入尾声。

文史宴|《女医明妃传》·谈允贤与土木堡之变的前前后后

郑和下西洋

与之同时,明初洪武、永乐两朝繁刑重敛、需索无度的社会经济政策,也在仁宣两朝被纠正过来。“周忱经济学”在江南地区推行,减税、兴利、革弊,苏松地区摆脱了重赋的压榨,民间经济和商业得以活络起来,这也为元末兵火蹂躏的江南重新创造了再起的机会,也预示着明中后期市民经济的空前繁荣。

偃武修文,铸剑为犁,这是明宣宗为明英宗打下的政治、经济基调。正统初年的明朝,也延续着仁宣两朝的局面:政治上各派共治,军事上退敛收缩,经济上重生繁荣。一言以蔽之,明朝已从开国的雄武,走向守成的继文。《明史》论曰:

是时,王振尚未横,天下清平,朝无失政,中外臣民翕然称「三杨」。以居第目士奇曰西杨,荣曰东杨,而溥尝自署郡望曰南郡,因号为南杨。

文史宴|《女医明妃传》·谈允贤与土木堡之变的前前后后

明宣宗参与研发的宣德炉

仁宣之治的写照

文官政治的夭折危机

明英宗朱祁镇即位时,天下承平已经多年。英宗接手的大明江山,乃处在一个宴安已久、安而忘危的时代。明初开国功臣已经消亡殆尽,第一代文臣团体也已油尽灯枯。皇帝,勋臣宿将,宦官,文臣,政治舞台上四大权力中心,在正统朝开始新的博弈和纵横。

因为太皇太后的存在,这一格局便显得更为复杂,也更为脆弱。王振作为一颗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自幼又得到皇帝的无条件信任,他无疑将要冲击这个勋臣、文官、小皇帝、太后共治的局面。三杨和太皇太后都年事已高,这一脆弱的政治经济格局,随着时间的推移,必然走向瓦解和重塑。

杨荣死于1440年,太皇太后死于1442年。杨士奇死于1444年,杨溥死于1446年。三杨在十五世纪的40年代先后离世。他们好不容易用台阁体和内政事务构筑起来的文臣政治格局,面临着新的挑战。

文史宴|《女医明妃传》·谈允贤与土木堡之变的前前后后

绘有三杨的《杏园雅集图》

“终太皇太后之世,王振未敢干政”。太皇太后和三杨先后凋零,长君在位的时代已经过去,小皇帝信用王振,这无疑构成对作为一个整体的文臣集团的挑战。

王振的权势在1440年代得以疯狂无忌地迅速增长,平衡被完全打破。勋臣宿将则因久未习兵事,也在政治上趋于保守和无为,中央政治的四权共治格局也被彻底打破。这,就是土木之变前的历史政治背景。

三杨老谋深算,不是没有看到这个政治趋势。史载:

时王振用事,一日,语杨士奇、荣曰:「朝廷事久劳公等,公等皆高年,倦矣。」士奇曰:「老臣尽瘁报国,死而后已。」荣曰:「吾辈衰残,无以効力,当择后生可任者,报圣恩耳。」振喜而退。士奇咎荣失言。荣曰:「彼厌吾辈矣,一旦内中出片纸令某人入阁,且奈何?及此时进一二贤者,同心协力,尚可为也。」士奇以为然。

杨荣天才般的政治智慧于此显露。他看到了三杨要逐渐凋零、王振将迅速上位的政治现实,也认识到了这是不可逆的过程。王振语带玄机地试探,是想要三杨及早去位。与其强顶王振、胜败未卜,倒不如顺水推舟、将计就计,将文臣中的年轻力量注入到中央政治之中,预留将来反戈一击铲除王振势力的空间。

以退为进,李代桃僵,杨荣在油尽灯枯之际安排的这一手妙棋,打下于谦、王文、李贤这些暗桩。不仅埋下了将来扭转乾坤的伏笔,也不啻为对土木之变目悬东门般的洞见。

文史宴|《女医明妃传》·谈允贤与土木堡之变的前前后后

西子湖畔于谦祠

皇权集团的政治豪赌

土木之变何以发生?表面上看,乃是王振昏聩、英宗少不更事,君臣二人咎由自取的一场偶然事件。的确从军事上说,土木之变的结果颇为偶然。李新峰先生《土木之战志疑》便已指出,明军远没有五十万,战斗力也并非后人描绘的那么不堪一击,军事上的失利偶然性很大。

但从政治上分析,再揆诸正统朝以来十几年的政治格局演变,土木之败虽然偶然,土木之战的爆发却有其必然之理。

文史宴|《女医明妃传》·谈允贤与土木堡之变的前前后后

土木堡之变中的明英宗

1440年代中期以后,三杨和太皇太后凋零殆尽,勋臣集团默默无闻弃守领地,文臣集团也在王振杀刘球等凶蛮行径震慑下唯唯诺诺。王振心知肚明,他并无尺寸之功,而只是仰仗自己与皇帝的私人关系而得以玩弄神器。

为了彻底确立自己的权威,巩固政治资本,打破仁宣以来对外收缩的军事格局,大规模出师征伐几乎是他和英宗确立权威的不二之选。

与之同时,文臣们无为而治的守成形象,也颇不为年幼的英宗所喜。只要善加导引,很容易将文臣们描绘成庸碌无为、无所事事,激起英宗乃至勋臣宿将们久已荒疏的建功立业之雄心。在外部条件上,瓦剌蒙古已经完成内部的整合和统一,也先与阿喇支院的权力之争愈演愈烈。也先比明朝更需要对外用兵,借此立威独尊。

文史宴|《女医明妃传》·谈允贤与土木堡之变的前前后后

瓦剌太师也先

于是,“贡使事件”倒不如说是明朝与蒙古双方心照不宣的一次“宣战外交”。

至此,我们可以说,土木之变,“变“乃是必然的,这个“变”就是对仁宣以来整体政治军事格局的重塑和颠覆,这一步迟早要来。然而“变”又会向哪一步演变?这便是土木之变本身所要解答的问题了。事实是土木之变造成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成为了明史的关键节点。

土木之变的过程,前人多有论及,匆匆出兵——寻敌无着——下令撤退——归程绕弯——敌人追及——缺水军溃——君狩臣亡的大致时间轴也人所共知。明军数量、进军路线、失败原因、宣大两都督为何不救,这些土木之变的微观话题也早已久经讨论,不待多言。

这是事实判断。而对于土木之变的价值判断,更是早有定论,王振翻不了案。现在,让我们考量土木之变造成的深远意义。

把皇权关进笼子

王振和英宗的政治豪赌以失败告终。显然,不管是五十万还是二十万,做出出兵的决策都是甚为仓促、缺乏考量。诚如后人评论,瓦剌来袭,“遣一上将出塞而还”,足以震慑瓦剌,保境安民。当时宣府的杨洪,大同的郭登,都是一时之选,足以担此大任。

不过,如前所述,不亲征,王振和英宗集团不足以确立自身的政治威信,也就不足以取得对文官集团、勋臣武将集团的绝对优势。土木出兵的决策理由,与其说事宣扬国威,倒不如说是政治豪赌。很可惜,这场豪赌失败了。

王振集团在土木变后彻底覆灭,英宗北狩长达八年之久,这都让刚刚伸张的皇权和内廷势力,遭遇沉重打击。新即位的景泰帝(即明代宗朱祁钰),只能依赖文官集团的拥戴(甚至连废立太子都要先给文臣送礼)。

文史宴|《女医明妃传》·谈允贤与土木堡之变的前前后后

景泰帝与明英宗

而在“夺门之变”之后,依赖文臣、武将中的其它派系才得以复辟成功的英宗,也就只能接受既定事实,重用李贤等文人臣僚,安抚踩在于谦、王文身上新膨胀的文臣集团。

土木之变使刚刚取得u型上升态势的明代君权从此衰弱下去,直到近百年后的嘉靖中期才又高涨起来。我们看到,后来明孝宗也想亲征,马文升轻易阻止了他;明武宗想要玩闹,巡按御史不让出关。这都是君权衰弱的鲜活例证。

文史宴|《女医明妃传》·谈允贤与土木堡之变的前前后后

明武宗只能偷跑出去游龙戏凤

而内廷集团在王振遭受打击后,很长时间之内都收敛下去,直到半个世纪后的武宗时期才重新得势。文官集团、内廷集团与皇权的三方博弈,从此成为明朝中枢政治的主要格局。

文武的此消彼长

此外,土木之变对文官、勋臣两个团体也有较大影响。此后,文官集团终于作为一个整体,获得明代中枢皇权的接纳和肯认。在明朝建国以迄土木之变这近百年时间里,除去建文四年的窗口期,文人士大夫都未能取得中央权力。三杨也只是居于共治地位,而王振跋扈时期更不待言。

不过,土木之变之后,以于谦、王文、李贤为代表的文官集团,已经取得了废立皇帝这样的最高权力。他们不仅进入中枢核心,更是政由己出。文官集团势力上涨,到嘉靖、隆庆、万历时期的张居正达到了顶峰。

文史宴|《女医明妃传》·谈允贤与土木堡之变的前前后后

文官政治的顶峰张居正

不过,土木之变后的文官集团虽然集体上升,却从此开始了内部分裂。结党、内耗、空转、党争、邀宠、卖直、讪谤,都成为明代政治的常态。在土木之变前,这些都难觅踪影。

而勋臣集团作为一个整体,则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从明朝建国到靖难,再到土木之变,建功立业的勋臣宿将代代相传,他们出将入相,不仅掌握兵权,也掌握实质的国家权力。

中山王,开平王,英国公张家,成国公朱家,云南王沐家,他们伐大都,北击蒙元,下四川,取云南,平交趾,收西北,为明朝建国、靖难立下汗马功劳,都与朱家朝廷同进退。

不过,在土木之变中,英国公张辅死于乱军之中,成国公朱勇鹞儿岭中伏而死,勋臣宿将在这次劫难中丧失了精华力量。后来虽然都有袭封,却仅是备位贵族,再也不具备左右朝政的力量,嘉靖时的郭勋稍有弄权,就被朝臣群起而攻之。唯一的例外是云南沐氏,当然,这是因为僻处西南、坐镇开边的需要。

文史宴|《女医明妃传》·谈允贤与土木堡之变的前前后后

沐王爷的后人们

勋臣集团的彻底衰落还在于:他们从此将兵权拱手送给了新兴的文官集团。土木之变后,文人领军成为明朝的制度。于谦设十二团营,实质取代了京师三大营的地位。后来的马文升、王阳明、谭纶、杨镐、袁崇焕得以独掌兵权,其端倪都发源于土木之变时的于氏团营。

最重要的是,土木之变稳固了明代守成继文的政治经济格局。自此之后,谁再轻言出战,谁再奢谈征伐,都成了政治不正确。甚至于,直到南倭北虏猖獗的嘉靖朝,朝廷对于倭寇和蒙古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竟有认其为疥廯之疾不足虑者!

这种轻视武功的局面,直到万历以后才得到改变。从右武左文,再到崇文抑武,土木之变可谓是一大分水岭。

同样地,这种政治经济格局也有利于明朝继续守成,终于迎来了中后期以降社会经济的空前繁荣、思想界的空前解放、江南地区的空前繁华。而这些,都与土木之变之后确立的政治经济格局不无关系。

文史宴|《女医明妃传》·谈允贤与土木堡之变的前前后后

明代中后期繁盛的江南

土木之变,标志着“明前期”的结束,“明中期”就此徐徐拉开大幕。土木之变,实乃明朝历史的关键节点。以土木之变为坐标和参照系,就可以解答明史的许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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